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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文化是出版之本——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中国新闻出版报>>
发布时间:2003年3月11日

近年来,由于在教材领域始终坚持独创性、原创性特色,并始终注重出版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特殊作用,长期致力于高品位学术专著的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出版界的关注。2000年,该社实现了版权贸易的“顺差”,2002年又在上海众家出版社中力拔头筹,取得了版权输出第一名的好成绩。复旦社在版权输出方面是否有些秘诀呢?为此,记者走访了该社社长贺圣逐。
       贺圣逐告诉记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得益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各国对于了解中国的热情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的提高而不断高涨,这是对外版权贸易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因此,中文图书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就为出版社扩大对外版权报贸易提供了施展智慧的巨大空间,有了这样的环境和需要,出版社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能适应环境满足需要的选题。
       从复旦社输出图书的品种中,我们看到有《中国思想史》、《国史概要》、《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20世纪的世界》等原创性学术专著与优秀教材,以及优秀文化读物《百年收藏》、《诗情画意》、《东方情商》、《古葩今赏》等等。资圣遂说,海外对复旦版原创性学术图书所发生的浓厚兴趣,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这些年,复旦社在图书出版中坚持独创性、原创性,坚持弘扬中华传统文明与传播当代优秀文化成果并重的原则,复旦版图书的高品位学术性不断得到认可,而这方面图书能得到海外的认可,其实印证了一句话,那就是思想和文化是出版之本,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贺圣遂还告诉记者,与国内一流作者合作,是出版社对外版权贸易打开局面的成功经验之一。因为只有一流作者才能写出真正体现中国民族精神或反映中国人独立思考成果的著作。复旦社的许多作者都是国内著名的顶尖学者,他们在海外拥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因此他们的作品一经出版,便为海外的新闻媒体以及学术界所瞩目,这也为出版社扩大对外版权输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不少著作均是向多个国家及地区售出版权。例如,陈思和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已经向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输出了版权,日文版的版权贸易也已经在谈判中。又如,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也已经向我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输出了版权。
       贺圣遂非常赞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赵斌将中国出版物在海外的境遇比喻为,厨房设在中国,餐厅设在美国。他说,这样一种模式很难满足“吃客”的需要。今天,我们强调出版要走出国门,把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使中国出版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真正与世界出版融为一体,就不仅要满足海外华文读者圈的需要,更要设法满足各语种读者的阅读需要。
       缩短厨房与餐厅的距离,复旦社的做法是,一方面要破除语言方面的障碍,请长期在海外生活,熟悉西方文化的中国学人做一些中文著作地道的英译本,甚至径直出版一些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英文版原创著作;另一方面不断在图书形式上多下些功夫。
       贺圣遂指出,中国出版物在国际上的地位要得到根本提高,并不取决于这些技术细节,归根结底在于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地位的全面提高。他说,历史上,中国的周边国家普遍受到中华文明的吸引,汉唐大量的外国使节来到中国,他们那么热忱地学习中国语言,主要是受中国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所感召。许多国家把中文作为他们的主流文化,中文在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成为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时尚。在日本和韩国,直到上世纪初,中文写作还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代表修养的“特权”。 当然,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腾飞,中国文化的魅力一定能够更加为世界所瞩目。中国出版物也只有到那时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贺圣遂说,作为出版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落后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能跟上我国改革和开放的前进步伐,特别是要抓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所带来的各种新机遇,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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