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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的知识体系
发布时间：2008年1月9日

有思想的知识体系
       亦 川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问世，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极大轰动，创造了当年销售七万套、累积销售20多万套的辉煌业绩。这部享誉全国的文学史著作是合作者在章培恒先生文学史观点的引领下，主要由合作者撰写的，骆玉明教授负责最终统稿。而章先生则撰写了一篇长序，阐述他“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观点。该书出版后，章先生感觉到自己的文学史观在全书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遂决定重新编写。十一年间，两位主编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和新的研究成果，推出《中国文学史新著》。与1996版相比，章先生承担了《新著》大部分的撰写工作，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贯穿全书。在十一月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苏州大学、扬州大学以及我校的知名学者盛赞《中国文学史新著》是“有思想的知识体系”、“文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巨著”。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突破陈见束缚，掘发新异创见，是学术研究的最宝贵之处。章培恒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其治学深受朱东润、贾植芳、蒋天枢三位著名学者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非常注重独立思索的精神，从不人云亦云。而这些学术新见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都是经过严密科学的论证的。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历来以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忽略了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新著》中，章培恒先生打破了以往的陈旧分期模式，特别注重以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联系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同时也揭示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密切联系。在书中，多处论述到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例如，他比较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和俞平伯的《花匠》在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分析出龚自珍的散文《尊隐》和鲁迅的散文《影的告别》在写法有相通的地方，在论及六朝文学时，他还以朱自清的散文来印证五四美文受到六朝美文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中对美的体验古往今来有诸多相通的地方。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而在章先生看开，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也是有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
       这个规律就是“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以往的文学史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然而在文学史上，许多的问题，依靠阶级斗争理论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性的意识、自我的意识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五四以后这个现象非常突出，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这种意识已经存在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变得明晰起来。
      
       皓首穷经为求真
      
       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我校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浙江大学教授廖可斌等多位专家都认为，章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部“有思想的文学史”，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而这个“思想”、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章先生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无限热爱的基础之上的。
       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是章培恒先生多年的老朋友。在《新著》的撰写过程中，有一次，章先生打电话给范伯群教授，说最近经常失眠，睡不好觉，范教授赶忙问原因，章先生有些感慨地说：考虑中国文学史的体系啊！可以说，学术研究已经与章先生的生命融为一体。
       对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章先生更是精益求精，不肯有丝毫的马虎。有一次，章先生打电话给王水照教授，向他借阅日本学者森濑寿三关于唐诗考论的书，为的是搞清楚李白的《静夜思》中究竟是“床前明月光”还是“床前看月光”，究竟是“举头望明月”还是“举头望山月”。原来，森濑寿三对李白的《静夜思》一书有非常清楚的考证，章先生在论及此诗时想找到原始出处，以呈现原书面貌。实际上，在《新著》的撰写过程中，章先生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作了许多翔实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注释，在书的最后校对环节，在医院里亲自校对引用文献，以确保引用资料的确准。在当今有些浮躁的学术界，章先生这种求真、求实、亲力亲为的探究精神是尤其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
       而《新著》也体现了章先生对人生和社会的真实感悟。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章先生是喜欢鲁迅的，章先生一生受鲁迅思想影响蛮深的，这里面包含一种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对现实的理解。”“整部书体现了章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种看法，而且体现了章先生的人生阅历、人生态度、文化理想和现实关怀。”
      
       “向章先生那样做主编”
      
       当前，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话：“顾问，顾问，顾而不问”，“主编，主编，主而不编”。反映了人们对“顾问书”、“主编书”的不满和嘲讽。而《中国文学史新著》却是一部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文学史。虽然形式上《新著》是由章先生领衔主编的，但撰写过程中，章培恒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撰写的宗旨，更主要的是在随后的统稿工作中，章先生本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动，现170余万字中，经过他修改或重写的大约120万字，其余部分也经过他修改，恰如骆玉明教授所言，“07版文学史是章先生直接主持的，无论是他自己写的，还是我们自己写的，所有的文稿他都重新处理过了。”可以说，增订本中许多章节的论述都融入了章先生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处处都感受到他独有的思想和笔触。专家们说，“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是同步的”、“内容与形式发展并重”、“注重古今演变”这三条思想贯穿了《新著》的字里行间，这无疑是章先生“既主也编”的结果。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病中完成的。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与责编讨论修改事宜，体现了章培恒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不懈追求的可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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