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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犹可鉴——美国出版业兼并给我们的启示
发布时间：2006年3月1日

　 匆匆离去的05年中国书业的背影是迷惘的，将近20万种新书总体显得臃肿，不够坚实，也缺乏精神。业内的权威人士认为书业当下“厚重而泥泞，趋新也迷失，问题与困惑重重”，博学的读书人如葛剑雄教授感慨：“这几年出的一些书让人比较失望”。这一声叹喟，让我等书业中人真要汗颜和反思：中国书业究竟怎么了？！
       　 五年前的2001年，多哈的一锤声响把中国送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家庭，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给中国出版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冲击，国内出版业纷纷组建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五年中，已经完成集团化的出版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困惑：图书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得到了发展，库存和退货也大幅增加、利润下滑；图书品种日益丰富，而原创性的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精品图书的比例却在下降；出版社的品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尚未完成集团化的出版社仍然纷纷把铺摊子、扩规模作为经营的目标，力求通过规模运作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由于操之过急，图书的品质受到较大影响，大量低俗无聊的作品出版了，引导阅读越来越浅俗化，引发业内外普遍的焦虑和关切。这让我想起美国出版业始于上个世纪下半叶的兼并风潮及其带来的影响。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集团化运动和兼并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出版业，出版社产权集中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而产权集中在少数大财团手中，又引发了出版社文化本位理念与财团经营逐利导向的冲突。20世纪末，美国五大集团控制了全国图书销售市场80％的份额，而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则占有了93％的市场份额。2004年，美国兰登书屋、哈泼柯林斯、企鹅集团、西蒙·舒斯特和时代华纳五家出版机构营业收入高达48亿美元，占有全国图书市场的67％。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产权集中使出版社为了利润目标放弃了原来的文化定位，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在其著作《出版业》中对此有生动的阐释。希夫林所在的潘塞恩出版公司本来是以出版高品位学术著作、政治类读物和文学作品为主的出版社，但在被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后，被迫出版许多娱乐性的图书，原来的出版特色丧失殆尽。著名的哈泼斯出版社殊以出版有较高水准的历史和政治类书籍闻名，而1987年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后就变成了娱乐类和指南类等商业化图书出版的大本营。2005年，在美国乃至世界卓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哈泼柯林斯集团和西蒙·舒斯特公司分别推出色情文学作品，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事实上，坚持文化本位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才是出版业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各家出版社应该根据各自的特色和定位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出版物，利润最大化只是企业众多经营目标中的一种，美国出版业集团化后，恰恰是把经营目标置于文化追求之上，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出版业的优秀传统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出版业集团化运动和兼并浪潮后出现文化大滑坡、迅速向第二娱乐业转变的现象，与出版业高层管理者的身份变迁有直接关系。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掌管美国出版业的是一些优秀的文化人（美国许多著名出版社都是家族企业，这些出版社的创办人大多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对出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充分的认识）。兼并和集团的浪潮席卷美国出版界之后，许多优秀的出版社都成为大财团的子公司，产权变更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出版社的高层管理者纷纷从出版的行家里手易位给只懂赚钱不懂出版的门外汉。安德烈·希夫林在其《出版业》中提到，兰登书屋被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后不久，曾倡言“像兰登书屋这种大出版社，就应该在美国及世界舞台上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的杰出的出版人伯恩斯坦被意大利银行家出身的维塔尔代替。而后者入主兰登后，迅速调整经营思路，要求所属出版社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必须盈利。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兰登出版了很多低俗无聊的作品。然而这种经营导向并没有给兰登带来多少好处，1980年纽豪斯收购兰登书屋时，想凭借它赚取更多的利润，但事与愿违，由于只关心利润，把出版的根本——承传文化丢在了一边，1997年，兰登书屋的利润率仅为0.1％，一年后，沮丧的纽豪斯把兰登卖给了德国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的变迁只不过是美国出版业的一个缩影，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完全商业化的模式并不是出版业的济世良方，并不能使出版业走得更长远，出版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化，而且永远都是文化。
       　 为了追求经济效果，许多出版社在被兼并后被迫调整图书出版结构和大裁员，引起较大的社会矛盾。如维塔尔接管兰登书屋后，立刻要求所属的潘塞恩出版公司缩减2/3的图书和员工，而被裁的大部分员工都是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的出版业骨干人员，公司被要求只出版那些销量大的图书。最终，图书出版结构的硬性转向和出版大裁员导致了潘塞恩图书公司员工的集体辞职，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版界有较大影响的潘塞恩图书公司不复存在。另外，为了保证出版利润，集团化后由于垄断价格的实施，图书的定价持续上升，对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带来不利影响。还有，由于经营利润目标导向的驱使，许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单一，出版的自由面临挑战，文化的多元化受到严重的破坏。
       　 上个世纪美国出版业集团化中的种种弊病，在我国出版业发展的进程中能否避免呢？中美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我们的出版是贯彻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宗旨的，当然有很多优越性。如果我们遵循出版的“传承文化”的品质，重视书籍“慰藉灵魂”的作用，答案就会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就会尽力地多出好书，设法为好书找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出版业通过对社会的文化服务，从而实现自身产业的经济发展和效益回报，也就不言自明了。我们的集团化最主要的还是要立足于为建设优秀文化服务，代表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开拓和建设，然后达到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我们反对牺牲出版的品质、唯以逐利为目标的出版经营方式，关于这一点，先贤张静庐先生留下了卓越的阐释，诚如他所言：“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因实现其信念与目标，其演出的方式或许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基于此点，出版机构和组织集团化与否，也许无关宏旨。出版社无论大小建制，要在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传播思想、服务文化，做出品牌，做好市场。海洋作战中，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战列舰、驱逐舰、巡洋舰甚至鱼雷快艇，它们大小不一、功能不同，但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好处，对取得胜利都有作用。出版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在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声浪外的大学出版社，由于坚持为教育和科研服务的宗旨，各自凭藉高校知识、人才、出版资源等方面的富含因素，发扬特色和优势，近年来表现出色、业绩彰显，就是明证。当前中国出版业有不少回归理性的思考，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呼吁摒弃出版业的GDP迷信，重视出版在建设中国和谐社会中的文化意义和功能，强调出版人的品质、素养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敬业精神。人才的作用始终是出版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关键的保障。英国学者阿诺德曾说过这样的话：“伟大的文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和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见成效，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我想优秀的出版人本质上应该是优秀的文化人，必然也具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聚薪传火、播种文明”为己任的出版队伍正在壮大，由此我们可以期待2006年及其后的中国出版业会给我们较多的满意。
      
       作者：我社社长贺圣遂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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