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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版）感言
发布时间：2005年12月27日

■骆玉明
       刘大杰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才士，他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识有勇气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说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他的行为他的文字显得糊涂了，那只是因为不糊涂就过不去。人世原是如此：有时要靠聪明，有时要靠糊涂。
       一
       和刘大杰先生只见过两三面，未能有机会得到他针对我个人的教诲，但对先生的风采，至今还有印象，至于听复旦中文系前辈老师们谈论刘先生，那就很多了。
       刘先生的人生经历，在他那一辈学人中要算是比较特别的。先生有一部长篇自传小说《三儿苦学记》，记述了他早年生活的艰难：自幼失怙，家境贫寒，种过地，做过童工……在困苦中勤奋攻读，考入免学费的旅鄂中学，这才给自己造就了转机；以后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2），继而东渡日本，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究欧洲文学（1926），前景遂不断开阔起来。二三十年代成名的学者，大多有比较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而刘先生在这方面的凭依是极少的，除了母亲曾给他以最初的文学启蒙，一路走来主要是靠个人的奋斗。
       对刘大杰先生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郁达夫。刘先生在武昌高师读书时，郁达夫正在那里教书，二人结为莫逆之交。正是在郁达夫的激励下，他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创造社的后起之秀，然后转入文学研究。细想起来，这二人的性情也确有很多的相近之处。爱好自由浪漫的生活以及浪漫的文学，真率诚恳，赤子之心始终不泯，是最明显的地方。吴中杰先生记刘先生的话云：“他说他之所以得病，皆因年轻时候喝酒啊、闹啊，闹得太厉害了。”这个“闹”也常常是和郁达夫在一起。一般早年经历艰困的人，心理上难免留下些阴影，为人比较警戒，多少有些窘迫，但刘大杰先生却不是这样，他是洒脱自如的，对人不大防范，虽有时沮丧伤感，却还是神采飞扬的情形居多。我想这和他聪明多才有关吧，聪明也是一种财富，可以抵敌他人别样的优越，因而就活得自信了。
       说起刘大杰先生的才气，那在复旦中文系是众口一词的，好像谁也不在这方面跟他比高低。单以著作类型、学术范围而论，在文学创作上，刘先生出版过长、短篇小说，剧本，旧体诗集；刘先生也是民国前期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二三十年代，他向国内译介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施尼茨勒、杰克·伦敦等许多欧美重要作家的作品，对日本、印度的文学也作过较为系统的介绍；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他著有《德国文学概论》、《表现主义的文学》、《东西文学评论》等多种专著；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他的《魏晋思想论》是一部享誉很广的名著；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中国文学发展史》当然是最有代表性的，另外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流传也相当广。你不能不赞叹：洵乎多才！
       在谈论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之前，我还想介绍他的两篇很少再被人提起的旧文，因为这颇能见出刘先生的为人。一篇是《〈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发表于1928年5月出版的《长夜》半月刊。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一些鼓吹“革命文学”的激进派正在围攻鲁迅，刘先生针锋相对地说：“有人说他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不过是醉眼陶然逢人骂骂而已。我不责鲁迅没有做革命的文学，我讨厌以最新的招牌，来攻击人的徒辈。我不失望鲁迅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我厌恶以无产阶级来装饰自己的资产阶级者。”同时刘先生提出自己对鲁迅的评价：“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以忠实的人生观察者的态度，去观察潜在现实诸现象之内部的人生的活动。”又说：“在中国写实主义的作家里面，鲁迅是成功的一个。他有最丰富的人生经验，他有最锐利而讽刺的笔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先生清醒的思想与眼光以及对文学价值的坚持。另一篇题为《汉代末年的学生运动》，1948年发表于储安平所主持的《观察》杂志。文中指出：任何一种思潮一种运动的到来，都有事实上的时代背景，都有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一个经济破产、社会腐烂、民不聊生的时代，知识青年发出不满于现状的呼声，对政治有所责难，对于现实有改革的要求，这是表示时局动荡不安的信号。他认为：“每一时代的统治阶级对于读书人都采取高压的政策，以大量的惨痛的屠杀，来消灭他们的力量，但后代读历史的人，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言行，无不加以赞叹和同情。”这篇谈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文章显然是针对当时现实而言的，对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学潮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我想这两篇文章足以说明：刘大杰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才士，他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识有勇气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说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他的行为他的文字显得糊涂了，那只是因为不糊涂就过不去。人世原是如此：有时要靠聪明，有时要靠糊涂。
       二
       刘大杰先生堪称著作等身，《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其中最著名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这书初版本分为上、下卷。上卷完成于1939年，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下卷完成于1943年，出版于1949年初。后于1957、1962年两次修订，改为上、中、下三卷，先后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另外还有一种“文革”中的修订本，那其实是外来压力作用的结果，它显然不能代表刘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真实看法。各种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初版本和1962年的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本次印行的即为后一种，它是多年来内地众多高校作为教材使用的版本，台湾、香港亦有以此为教材的。1904年，林传甲所作《中国文学史》印行，这是最早出版的由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由此到刘大杰先生着手撰写本书的1938年，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之统计，属于通史性质的书就出版了八十六部。至《中国文学发展史》问世，它很快被推举为这一研究领域内最具有系统性、成就最为特出的一种，从而确立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本范式。而且，此书不仅影响了后来多种同类型著作的撰写，其自身也一直没有完全被替代、没有停止过在高校教学及普通读者中的流行。总之，要论影响的广泛与持久，至今还没有一种文学史能够超过它。
       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之所以能获得绝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其理论上的特色。
       文学史这种著作类型是经日本的中介从西方引入的，如何把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相结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早期的文学史著作中，有些观念陈旧而内容芜杂，如林传甲所著就是如此。但也有作者很早就注意到西方文学理论的运用。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虽出版稍迟，论写作年代则大略与林传甲所著相仿，其书已经多方援引西方文艺理论家及日本学者的学说讨论“文学”义界的问题，书中对戏曲小说的择取，也体现了文学观念的变革。此后这方面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但可以明确地说：在刘大杰先生之前，还不曾有人仔细和深入地研究过西方的文学史理论，并将之恰当地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有些人讨论了“文学”却并没有充分理解文学史作为“史”的特殊层面；有些人过度地依赖于社会学理论（如进化论），对于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难免不够亲切。即使几种杰出的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其优长也是集中于一两个突出的方向上，论文学史所需的均衡性和严密性则显然有所不足。
       刘大杰先生曾以数年时间专注于欧洲文学研究，当他转入中国文学史研究时，对原来就相当熟悉的近代西方文学理论作了更深的探究。他曾历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种著作，为：“1.泰纳（或译丹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2.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3.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展史》。4.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内行人可以看出，这里所列举的，都是与文学史撰写关系最为密切的名著。而对于这些理论，刘先生并不是生硬地从中割取若干观点来解释中国文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为自己的体系，来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同上）
       同时，刘先生所谓“自己的体系”，也并不只是由西方理论的元素构筑而成的，中国固有的文学史观中较为合理且与西方理论可以契合的内容也是其有力的支撑。大体自宋元以来，由于戏曲、小说影响的扩大和身价的提高，对文学推崇变化出新的见解渐渐占取上风，到清中叶的焦循，更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鲜明论点，它后来得到王国维、胡适等人有力的张扬。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文体的兴衰与代变实为文学史成为“史”的重要内涵。
       我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整个理论框架加以介绍。最简略地说，它大抵以“物质基础”、“社会经济”以及“精神文化”等因素为文学的背景和条件，在此基础上追究每一时代的“文学思潮”，同时联系文学的“生物的机能”，通过分析具体作家各具个性的创作，最终描绘出作为“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的“文学发展史”（初版本自序）。在理论意识的清楚和理论体系的完整上，它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文学史著作。而且，由于这一特点，本书对文学的“发展”和“演变”的描述也格外鲜明生动。
       中国文学史与其它类型的著作相比，其特殊性还在于：以中国文学延续年代之长、历史现象之复杂、积累作品数量之庞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之从事既全面又有足够深度的研究，因此必须吸纳他人的研究成果；但面对各种各样的观点如何总结如何择取，又如何将之融入作者的思想系统，这反映出一部文学史与一个时代之思想与学术的关系。
       在本书初版本的自序中，刘大杰先生提到他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汲取：“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稿》，梁启超的《陶渊明》，胡适的小说论文等等，在我评论唐宋词、元人散曲、陶渊明、《老残游记》及其他作品的时候，所受影响是较为显著的。再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在评论明末散文和金圣叹的章节里，也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当然这里只是举出一部分例子，未尝提及的如述声律说之兴起用陈寅格《四声三问》的意见等等，还有许多。那么，刘先生的取舍标准是什么呢？属于考证性的当然简单，取可信的就是；在牵涉到价值评判和文学史发展方向时，可以注意到：大凡表彰古代文学中浪漫气质、自由精神、个体意识、叛逆思想的意见，便容易为他所接受；同时，这也是刘先生自己发表评论的主要出发点。总之，在刘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通的东西，这是它最可珍贵的内容。
       通过以上简括的介绍，我想强调《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它是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汲取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一种新的总结的著作；它是个人的作品，也是历史的产物。
       刘大杰先生很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反对凭着个人的偏见好恶来描述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对一些用现代艺术鉴赏眼光看来价值不高的作品，他也会注意其在历史上的合理性及在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作者个性的抹杀，实际上，《中国文学发展史》正是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最能显示个人学术风格和个人审美趣味的一种。不仅语言富丽，叙述生动，富于感染力，书中的议论也每带有激情。可以说，史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此书中是共存的。这种个性化的特征，是本书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三
       前面说及《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两个主要的版本：1941与1949年分两次印行的初版本和1957年、1962年出版的修订本。这两个本子有所不同。
       大概地说，初版本的撰写受外界影响较小，文笔自由飞扬，显得才华横溢；本文前面所论及的三个重要特点也都已具备。不足之处则在于结构上还存在一些缺陷（如未曾论及司马迁与《史记》，应属考虑不周），论述也不够精细，线条略粗。一部牵涉范围极广的大书，初版本能够达到现有水准已非寻常，将来有所修订也是作者计划中的事。
       在五六十年代两次修订本书的过程中，刘大杰先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包括专门针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判运动，他曾经有过心灰意冷的时刻。面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变化和严峻的环境，修订工作必须有所顺应。所以在1962年版本中，可以看到初版本中那种自由挥洒、无所顾忌的言论减少了，许多跟新时代的政治标准有冲突的人名、引文被加以汰洗，同时又增加了若干新流行的术语。总之，从初版本到修订本，时代变化留下的痕迹是明显的。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刘先生是一个学术上很自信的人，他虽然不能不顺应形势来作出修订，原书的基本框架和内在脉络还是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也许正因为修订是有压力的，加以年岁增长，思维变得缜密，他考虑问题便显得比过去仔细得多。经过修订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结构更加完整，原有的缺漏、疏忽得到弥补，叙述变得较为严谨和规范。但比起在这前后多种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先生的书仍然是最漂亮、最具才华和最能显示个性的一种。
       要说初版和1962年修订版哪一种更能代表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却也不好说。大概而言，初版本更多地体现了刘先生早年的才情，而1962年修订版尽管有不少拘束，就知识性、学术性来说，还是比前者显得成熟和老练。
       本书1957年修订本最初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修订本最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沿袭出版。2005年，正逢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复旦大学出版社谋划出版一批本校历史上著名学者的学术名作，以作为对百年校庆的献礼和纪念，这一想法，得到刘大杰先生女儿刘念和女士的大力支持，她将本书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出版权均授予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大杰先生在复旦工作二十余年，他的这一名著最终能够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可以说是刘念和女士和复旦人对刘先生一份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日期:2005.12.16 版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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