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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
作者:
朱莉丽 著
定价:
28 元
页数:
291页
ISBN:
978-7-309-10074-7/K.449
字数:
240千字
开本:
32 开
装帧:
平装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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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序
      
       如果重新观察16世纪的东亚,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西洋人来到东方并且带来西洋震撼之前,东亚自身其实也在酝酿着变化。在经历了“蒙古袭来”、改朝换代、内部冲突等一系列变乱之后,15至16世纪的东亚诸国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东海周缘区域似乎又有相对平静的秩序。明太祖凭着一厢情愿确立的朝贡或册封体制,表面上也得到了承认,在15世纪第一年(1401),连久不通好的日本,其统治者足利义满也试图以“准三后”的名义上书“大明皇帝”,献上各种礼品表示友好,祈求通商。但是,毕竟前两个世纪来经历了太多变故,各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已经悄然兴起。这个时候的东亚,既不再有气势撼人的汉唐,也不再有富庶优雅的宋代,汉族传统中国已经失去了对东亚绝对的文化指导力,因此,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文化比赛的潜流,维护自尊的心情,在渐渐撕裂着这个曾经多少有一些文化同一性的区域。
       或许,很多历史学家愿意研究充满着动荡、颠倒、变乱的时代,也愿意研究大开大合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嬗变,这种时代让学术有用武之地,大的变局让历史更激动人心,学者们可以在纷乱复杂的线头中清理出历史的脉络,在波动汹涌的变乱中写出激动人心的故事。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从平静如水的时代,去琢磨水下的暗潮汹涌(其实那个时代也有倭患的不平静,但是,比起前朝的蒙古袭来,和此后的壬辰之役,再后来的萨摩藩攫取琉球,那个时代的东亚海域,秩序还算是相对稳定的)。我以为,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变化,也许在历史文献中显而易见,但这些变化之前的文化转移,却不那么容易水落石出。可是,朱莉丽的这本书讨论的是策彦周良这样一个人物和他的《初渡集》,而这个人和这部书涉及的只是16世纪中叶的中国,这个时代并没有那么多的变动,也没有那么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通过这个人、这部书、这个时代,也许可以看到一些微妙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主题,正如作者所说,是那个时代东亚诸国的互相观看和重新认识。
       策彦周良第一次出使大明,是1539年,这一年是嘉靖十八年,日本天文八年。凭借这次访问大明的经历,他写下了这部《初渡集》,其中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朱莉丽博士这部书讨论的,就是这部《初渡集》中所呈现的中国(大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由于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熟悉,他们的笔下也许往往会表现出“日用而不知”的忽略和淡忘,但外国人却不同,他们初来乍到,对一切都好奇,尤其是对于新鲜、陌生和异样的(与本国相比较而言),他们会格外注意观察,往往会浓墨重彩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从异域之眼补充了中国的自我认识,也呈现了不同国家的文化比较,特别是,如果这种观察背后还有外国人的好恶、情感和想象,呈现了“他者”的立场,它的史料价值就更高,这就是我一直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域外有关中国的文献”的整理的原因。
       朱莉丽在这部著作中,曾经说到,“遣明使活跃的室町到战国时期,恰恰是日本和中国从共享一个文化圈,到逐渐走向分离,壁垒愈加清晰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这种文化上的逐渐走向分离,最明显地就表现在诸国往来人士彼此观看之中。日本学者曾经把这些互相观看的资料叫做“异国情报”,在交通不太方便的传统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异国情报”,总是既有实录,也有传闻,也有想象,还有知识,这种实录、传闻、想象和知识,不仅构成传统时代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判断基础,也形成东亚各个文化体之间彼此影响的情感因素。尤其在各国彼此戒备,互相文化存在竞争的时代,这种“异国情报”就格外具有历史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够观察对方,也呈现着自我。日本对中国是这样,朝鲜对中国是这样,那个时代中国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认识同样也是这样。
       在这些彼此观看和想象之中,亲历异国的人的记载最为重要,因此特别值得研究。最近这些年,李朝朝鲜的《朝天录》和《燕行录》,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可是,与李朝朝鲜时代相近的日本有关中国纪行文献,包括本书所讨论的《初渡集》和同作者的另一部《再渡集》,在中国却还没有太多的研究。原因何在?或许正如朱莉丽所分析的,可能有史料获取方面的困难,或许也有研究论著获取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研究这一领域,必须对策彦周良以及16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两方面历史、文化、制度等等知识有一定的积累。朱莉丽博士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注意到了各种抄本和版本的对比,注意到了东亚诸国对于中国观察的对比,也深入和细致地讨论了在这部《初渡集》中所呈现的明代朝贡制度(第三章)、嘉靖时代中国宁波的城市与生活(第四章),明代中叶的宗教与民间信仰(第五章)。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实际执行的制度”也许与“文本记录的制度”有差异,日本人看到的宁波城市与生活现场,可能与官方史书和地方志的事后记载有差异,而同时代一个外国佛教徒观察到的宗教现象,也就像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看到的一样,不是隔了许久的历史追忆和历史书写,而是活生生的观察,虽然他除了有一个异国的眼睛,还有一个异国宗教信仰者的视角。
       有一点感想,我想也在这里再说一说。明清两代,至少在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大体上是通过(一) 来华僧侣与商人的记录,(二) 唯一有邦交关系的朝鲜作为中介,和(三) 询问中国贸易船的船员这三个途径获得的。朱莉丽书中所说的策彦周良等人,就是第一种异国知识的获得者,那个时候,由于往来的局限,日本对中国的情报并不那么畅通,可能曾经导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误判或消息滞后,但是,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岛国日本对于大陆中国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明清对于“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在日本,由于那些通晓汉文的僧人、商贾和翻译,常常成为异域知识的记录者,他们细大不捐地记录着中国方面的种种消息(情报),虽然有误会也有讹传,但毕竟消息不断,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通航一览》等文献中看到种种记录。然而,同时的明清中国,相比之下似乎关于日本的消息却少得多,尽管明代发生倭患时期,也曾经有过短暂关注日本的时期(如郑舜功、侯继高、薛俊的撰述),清代也有商人汪鹏《袖海编》那样的亲身经历记载,但相比之下,明清两代中国的异域记述,似乎都来自文人士大夫,而文人士大夫们对于日本的认识,却仍然常常依赖于各种传世史书中的各种《东夷传》、《倭国传》、《日本传》,这些主要来自传世文献的知识陈陈相因,辗转沿袭,甚至还会掺进来自《山海经》式的傲慢和想象,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清代后期(如黄遵宪)才有所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历史上的国际知识不对称状况,给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带来了什么影响?
       朱莉丽博士曾在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东亚历史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并且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前些年她来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这部书就是在她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本我一直建议她邀请陈尚胜先生来撰写这篇序言,但她认为这篇论文的蓝本是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理应由作为博士后合作导师的我来撰写。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犹豫很久,才勉强动笔来写这篇序文,也许有些画蛇添足,也许有些文不对题,但我仍然恳切地希望读者,能够认真地看一看这部书,因为朱莉丽博士呈现给我们的,是五百年前一个日本僧侣兼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这是一个来自“他者”的观察。
      
       葛兆光
       2013年9月12日

作者简介

书摘


       目录
      
       绪言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角度
       二、学术界研究概况
       三、史料状况和研究思路
      
       第一章 《初渡集》的产生背景
       ——16世纪中叶的日明通交概况
       第一节日本和明朝国交的展开——遣明使团的发展轨迹
       第二节五山禅僧与遣明使团
       第三节策彦周良的出使背景
       第四节受命使明与遣明船的筹备
      
       第二章 《初渡集》中所见之遣明使朝贡路线
       第一节 桴海而来——从博多到昌国
       第二节 海上迎客——从昌国到宁波
       第三节 大运河之旅——宁波、京城间
       小结
      
       第三章 由《初渡集》所见明代朝贡制度之一侧面
       ——以嘉靖年间对日本贡使的接待为例
       第一节 宁波登陆后的交涉
       第二节 日使上京朝贡途中的待遇
       第三节 京城朝贡与明廷的应对
       小结
      
       第四章 策彦笔下的宁波城市和城市生活
       第一节 策彦周良笔下的宁波城
       第二节 策彦周良在宁波的文化活动
       第三节 《初渡集》中的江南文人日常生活
       小结
      
       第五章 《初渡集》中的明代宗教与民间信仰
       第一节 策彦笔下的明代佛教——以寺院为中心的分析
       第二节 策彦周良笔下的嘉靖年间道教
       第三节 《初渡集》中的明代城隍信仰和天妃信仰
       第四节 策彦周良眼中的明代先贤崇拜
       小结
      
       余论 域外看中国
       ——再论《初渡集》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后记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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