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言——自序
钱理群

       我一再追问自己：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白：我是有了曲折的经历，和我们国家和人民一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后，才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从事学术研究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结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于是就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言”。所谓“幸存者”有两个意思：其一，在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中，许多远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其二，在当下的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仍在追求，思考，甚至写作，但却没有话语权，是我说的“民间思想者”。而阴差阳错，我成了学者，多少有了点发出声音的条件。作为这样的幸存者，对于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就多多少少有了点义务和责任。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
       这样，我的研究与写作，就具有了两个自觉追求，特点与意义，也是我最为珍惜的。
       首先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是对自我的发现；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解剖，更是对自我的质疑和反省；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的升华。我喜欢在每部学术著作的后面，都附一个长长的《后记》，讲述写作背后“我的故事”，与著作中所讲的“他人的故事”一起，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将这样的后记称为“墓志铭”。这并非戏言，我每写完一本书，确实有鲁迅那样的感受：“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编辑成书，不过是将“陈迹收存起来”，“掘坑”造“坟”而已。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样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脚印，划出了一道在挣扎中前行的生命轨迹。
       其次，我追求学术研究和我们的时代和脚下的土地的血肉联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这样给自己定位：“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对“时代中心话题”，也即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大问题的兴趣、关注、思考与参与，已经成为我们这样的成长于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近于本能的习惯。而所谓“边缘位置”，是强调“民间立场”，“距离”和“超越”。强调“自己的方式”，则是竭力要保持自身思考和言说的独立性。为实现写作与时代、土地的血肉联系，我采取了两种言说方式。一是学术著作，我的所有的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都产生于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但我的思考与研究，却是专业的，学理的，有距离的，更带根本性的，我最为迷恋与着力的是时代命题背后与深处的人性、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知识分子的选择的困境等人文问题。我同时以极大的激情书写思想与学术随笔和时事政治评论，直接对现实发言，基本上是集中在我所熟悉的学术、教育和政治三大领域。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三，一是尽可能地说真话，诉真情，揭示真相；二是努力作深度的思考，以史家的眼光、胸襟写当下事；三是把自己放进去，在批判现实时，总要追问自己的责任，审视现实更是审视自己。
       这样的写作是具有极大的自我反观性的。我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与写作：“在这几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转型中，我一直紧张地审视、拷问着自己，并通过学术研究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获得“学术”和“自我生命”、“时代精神”三者的统一，不但留下个人的生命印记，也能从一个侧面，为所生活的时代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写下自己的记录，尽到“时代书记员”的责任。
       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主观的自觉追求，但其实现的情况却远不如意。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时代造成的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的缺陷，这就使得这样的追求与实现的矛盾，显得特别突出，并令自己特别无奈和沮丧。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任何学术研究都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价值的另一面，就是一种缺憾；有特色也就同时有局限。我深知前述两大追求，自有其价值，因而产生有限的自信、自尊、自重；但更知其同时存在的负面，以及可能落入的陷阱，因而始终保持清醒与自我警戒。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我所有的努力，都带有一种挣扎的意味。在这篇短序里，我已经三次用“挣扎”这一词，这是我最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体验。但或许也可以因此而自慰：我们努力了，挣扎了，毕竟没有屈服，没有苟且，这就够了。
      
       201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