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化九人谈

中华文史资料库又添新著 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鼎足二三
      
       《历代文话》九人人谈
      
       编者案：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历时十馀年所编的《历代文话》，选录我国文章学资料（专书和单独成卷者）143种，627万字，十巨册，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方面的重大空白，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修辞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等学科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历代文话》出版感言
       北京大学教授 吴小如
      
       王水照兄积十数年之力，邀相知同好二十馀人，成《历代文话》十巨帙，断自宋代以降，凡专著及单独成卷之文评论著都一百四十三种，约六百二十馀万言。工程之大，工作之繁，可想而知。然自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以来，物质生产一日千里固不待言，而传统学术之偏枯，学风浮躁之流弊，亦渐呈每下愈况之势。今水照以其深厚之学术底蕴，坚韧之工作毅力，不辞艰辛劳动而旁搜博采，卒成此誉满当代、功垂后世之煌煌巨著，不独其书之足以传世，即水照其人亦足为今日学界垂范。但誉其书而忘称其人，犹未免贻人以舍本逐末之讥也。
       虽然，仆犹有厚望於后之来者焉。夫文论之兴，盖始自魏晋。虽诗赋与文章相提并论，文笔诚有别，而谈者往往综合而统言之。夫《文心雕龙》与《史通》，诚不宜纳入“文话”矣；然自南北朝以迄唐五代，具文章学评论之内容而未成专著者，实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即以两宋历元明清乃至于“五四”前后而言，凡散见于书牍、序跋、随笔、小品中涉及文章学或文评文论之文字，诚如天上之繁星、地面之渊海，水照于其序言中亦已及之矣。倘不加以搜罗辑录，则将永如恒河之散沙，未采之巨矿。世诚有志士仁人而能继承水照之志者，正可以《历代文话》为起跑线，集思广益，或分门别类，或分朝断代，不遗巨细，不惮劳苦，不求速成，不计名利，于《历代文话》之外更予以广收备采，卒使古今一切有关文话之文献资料，皆能收入读者之眼底，则水照未竟之业，可望永无遗憾，而《历代文话》筚路蓝缕之功，愈可见其不朽矣。殷切之忱，企予望之。二〇〇八年一月写讫。
      
       读《历代文话》
       南开大学教授 罗宗强
      
       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收入历代文话专著一百四十三种。除散见于别集的单篇文论没有收入之外，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收集的文话最为齐备的文话总集。所谓文话，相对于诗话、词话、赋话而言，谈论的是文，有时也称文章，包括散体文和骈体文。而由于我国古代有关文或文章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富有弹性，广义或指万有间的一切文采，一切文体，狭义则仅指散文（散体与骈体），这不同的含义也就因使用者的不同理解而所指不同。在这一百四十三种文话中，有的也论及诗、词、赋、曲，当然，主要的是论“文”。
       这部文话总集的出版，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帮助。首先是提供了自宋至近代的相当完整的文话发展的基本史料，无论是文学史工作者，还是古代文论研究者，在研究作家作品或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时，都可以从这些系统的资料中了解到文章学诸种观念发展的基本线索，了解到作家作品评论的诸种不同的见解，使认识更为全面，定位更为准确，而不至局于一隅。
       这部文话总集的出版，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稀见传本，如从日本採入的陈绎曾《文章欧冶》、曾鼎《文式》、高琦《文章一贯》、王守谦《古今文评》等著作。这些著作，我们以往并未引起注意，其中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例如，《文式》提及养气法时，提出表现不同的对象应该培养不同的气：朝延之文宜肃，大山长河之文宜壮，山林幽邃之文宜清，欢乐承平之文宜和，山川峭绝之文宜奇，都邑园池宫苑之文宜丽，游览古迹之文宜古，等等。他所说的气，似指发动起来的情的力，面对不同对象时，要在心中蕴蓄不同的感情境界。此种观念，在前此的文论中似未见。
       但是更重要的，我以为这部文话总集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特点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线索。我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是什么，有过多次的讨论。在我国古代，经史子集都是“文”、“文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哲学、史学、教育学，以至政府文告、水利书、地理书、阴阳术数的文字，都是“文”、“文章”。自文体言之，所有文体都是“文”、“文章”。在这部总集里，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分文体为59种；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分文体为121种，加上子日41种，共162种；谭浚《言文》分文体为119种；朱荃宰《文通》分文体为154种，加上子目15种，共169种；等等。从这些不同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点：一是文体“杂”，凡文章无所不包；二是对于文体的成体的标准有不同之理解，因之分法各各不同；三是文体概念之模糊。从这三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我国古代的文学，可以说是杂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国古代的文学，包含在“杂文学”中。这种杂，直到近代，也还没有大的改变，如上世纪初，胡朴安在《历代文章论略》中说：“吾国文章范围颇广，举凡政治、哲理、历史、舆地，苟藉文字以见者，悉包括于文章之中，所谓经史诸子皆文也。”而随着学术的发展，分科越来越趋于明晰，越趋于细密，文学亦不可能自外于此一潮流，文、史、哲等等学科不可能永远的不分下去。既要分，就有一个索其源流的问题，如何分，从何时分起，分的整个过程如何清理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总集中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开始了这种探讨，虽然这种探讨还是十分粗糙而模糊，但终究是开始了。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吾中国之言学也，曰理学，曰道学。……若以今日学科言之，则所谓理学者，可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无形理学：统名学、群学、文学。……故以科学之例绳之，则中国所谓文者，不过科学中之一科耳，其范围甚狭，所统于文学一科者，音乐、图画、文法、习字而已。”这当然是分科初期的幼稚认识。刘咸炘的文学分科理论比来裕恂进了一步，在《文学述林》开篇《文学正名》中说：“文学一科，与史、子诸学并立，沿称已久，而其定义范围，则古无详说，今亦不免含混，是不可不质定者也。考之远古，《论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至齐梁时，遂有文、笔之区分：专以藻韵者为文，无藻韵者则谓之笔。其后，藻韵偏弊，复古反质，所谓“古文”者兴，此说遂废。而“古文”则史、子皆入，亦未尝定其疆畛，浑泛相沿而已。及至近世，偏质又弊，阮元等复申文、笔之说，文之范围始有议者。章炳麟正阮之偏，谓凡著于竹帛皆谓之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别。最近，人又不取章说，而专用西说，以抒情感人、有艺术者为主，诗歌、戏曲、小说为纯文学，史论，论文为杂文学。”刘咸炘的这段话，清楚地描述出人们对我古代文学一科的认识过程。他对于上述种种说法，未加可否，但是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惟具体性、规式、格调者为文。其仅有体性而无规式、格调者，止为广义之文。惟讲究体性、规式、格调者为文学，其仅讲字之性质与字句之关系者，止为广义之文学。论体则须及无句读之书，而论派则限于具艺术之美。”但是什么是体性、规式、格调，他又没有说清楚。关于什么是“文学”，《文话》所收，还有其他的说法，可为我们研究此一问题提供很好的帮助。我国古代，诗、词、戏曲、小说，都属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这是没有问题的。存在不同理解的主要是散文（包括散体与骈体）。而散文所包文体，数量又极大。对于此一极大数量之文体，如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处理此一问题，既要考虑学科性质，我们不能回到学科不分的古代；又要顾及历史发展，要把“文学”从混沌不分的“文章”中分出来。此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而深入研究此一问题，王先生编的这部《文话》，就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这部《文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论的范畴、术语，是代代相沿的。这帮助我们认识哪些已经进入传统；有些虽代代相沿，但解释不同，我们又可知那些范畴、术语的演变过程。这对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这部《文话》，对从事作家作品研究的人，也有莫大的帮助。对同一作家，《文话》中所收著作，评论各异，有人褒，有人贬。何以褒贬，可寻出不少问题来。
       自编选之角度言，我以为《文话》的编者甚有眼力与功力，选择甚精；而著者介绍与著作论点提要，亦多简练精当，对理解各种著作的核心价值，甚有帮助。
       当然，集体编写，要做到百无一疏，是极难的。《文话》也有极个别的疏失，第三册所收朱荃宰《文通》大量引用《文心雕龙》，而校点者对引文多不加引号，与朱荃宰的话混在一起；或引文出于不同段落，而未加删节号。这只是个别校点者的粗心所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四川大学教授 曾枣庄
      
       《历代文话》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巨编。诗有《历代诗话》，词有《词话丛编》，现在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的出版，遂使诗、词、文话均成完璧。��
       此编可贵之处首先在于资料丰富，搜集了大量一般人难得一见的宋元明清的文话著作。王先生说：“五四前后出现三十种左右著作，都是我国文评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成果。”我从编《全宋文》深知，越近的著作越难寻觅，此编所收五四前后的文话有些就只刊刻过一次。有些文话国内已少见，甚至国内已无传本，或虽有多种版本，但日、韩本有一些重要的序跋，此编有六种均从日本引进。书末还附录了《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共三十种），并收录了两部日本人所撰的文话，即斋藤正谦的《拙堂文话》和海保元备的《渔村文话》。
       此编之可贵更在于科学性特强。任何文体都是时代的产物。论诗评文之作虽出现甚早，但编者认为“随笔体的诗话、词话和文话，均起源于宋代”，“本书所收文论资料（专著和单独成卷者）断自宋代开始”，不收前此的论文之作。作为《历代文话》，这是颇有学术眼光和学术勇气的。
       此编的科学性还表现在对所收各书的版本的比较和取舍上。《四库全书》的声名一向不好，原因之一是说它删改原书。但《四库全书》的删改主要是涉及民族问题的部份，就其他方面而言，《四库全书》在丛书中应算是比较好的一种，至少比不少明刻本好得多，所收书的版本是经过挑选的，是比较完整的，错字也较少。人云亦云，敢于批评《四库全书》者很多，而认真对四库本及其他版本作过仔细比较者却很少。王先生说：“《四库全书》本历来颇受版本学家的质疑，我们经过仔细比照，发现多种文话却以四库本为优，因而仍选作底本。”《朱子语类》有中华书局以光绪本为底本的校点本，但此编“经核对”，认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实比光绪本为优”，故此编所收《朱了语类》卷一三九《论文》部份不取光绪本而改用四库全书本。
       考证精确也是此编科学性强的突出表现。影响很大目录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均著录《文章精义》的作者为李耆卿，前者还肯定李耆卿为李涂。此编认为李耆卿实为李淦，并以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二0《故国子李性学墓碑》、于钦《文章精义跋》为证；书成于元，列于宋代实不确。
       中国有句古话，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王水照先生之所以能在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宋代文学研究、苏轼研究、散文研究领域成果累累，成为大海，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善纳能容。他的研究领域既深且广，他的师门多为全国第一流者，他所师从的弟子多已成为学术骨干。他成立的宋代文学研究会团结了老中青三代宋代文学研究者。仔细比较他他们的一些学术观点，也与王先生不尽相同，这正是他善纳能容的集中表现。��
      
       祝《历代文话》出版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谭家健
       王水照教授历时多年编纂成书的《历代文话》，于2007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十大册，627万字，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料汇编类图书中的巨著。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意义之深远，殊不多见。值得热烈欢迎，隆重庆贺。
       此书具有填补我国古籍整理重大空白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近三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关于诗话，已出版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近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以及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辽金元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周维德编《全明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关于词话，有清张宗啸《词林纪事》、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宋词纪事》、张璋等编《历代词话》、《历代词话续编》。关于曲话、赋话，已有清人著作。唯独没有文话。中国古代评论散文（或曰文章）之作甚多，但并不以“文话”命名。到19世纪初（1830年）始出现于日本，即斋藤正谦的《拙堂文话》。编辑系统性的历代文话，集散见著述为一编，兼具开创性和总汇性的意义。沾溉学林，厥功至伟。
       由于古代诗文评类著作经常是各种文体都会涉及，并无固定的分界，要编辑文话，第一步就要明确范围。《历代文话》编者定义为文章学资料汇编，以评论古代散文为主，包括骈体文和八股文，不包括赋。其内容属于文学批评，也有涉及修辞学，语言学的成分，因为这些因素常常揉合在一起。这样作是符合中国古代典籍的实际情况的。至于时代范围，起于宋代，止于民国初年（1919）。编者目的似乎是与诗话、词话取得一致。仅收专书和单独成卷者，不收单篇文章、序跋、书札和评点。这也是诗话、词话的体例。这样处理，日前可行，但从更全面来要求，似乎还有补充拓展的余地。
       此书在广泛收罗和认真别择两方面都相当严肃认真。全编收专书143种，其中宋代20种、元代8种、明代31种、清代54种、民初30种，另附日本文话2种、《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30种。（日本的《拙堂文话》国内可以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藏本。另一种《渔村文话》原为日文，由王水照教授请吴鸿春先生翻译为中文，弥足珍贵）143种中，多数是全书收录，少数是节选。可以认为，代表性著作皆备于此了。有一部分是人们已知的著作，也有少数是罕见或为人们忽视的。如明庄元臣的《论学须知》、《行文须知》、《文诀》，乃从国家图书馆抄本《庄忠甫杂著》中录入。褚傅浩《石桥文论》，乃根据1915年油印本录入，以前鲜为人知，是新发掘的资料。民初30种中有些虽见诸目录，但不受重视，本书编者给以重新评价。如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来裕询《汉文典•文章典》，实为沟通中外古今文章理论观点之作，前书台湾有影印本，大陆尚无人理会。本编也不是芜杂无统。关于八股文的书，较少收录，我很赞成，但清人梁章矩《制义丛话》似可节选。关于骈文的资料，尚有遗漏，如清彭元瑞《宋四六话》。前言中讲到是文章学资料，关于文章学和修辞学方面的书，亦可参考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中国修辞学史》。适当增补。
       此书在版本选择上，颇费精力。所有底本尽可能使用精刊精校本，从全国各地多方寻觅，殊非易事。有六种采自日本，谅系王水照教授扶桑讲学时所得。每书之前均有提要，介绍作者简历，该书内容梗概，各重要版本情况。各书皆分段标点，原来有自注的用小号字排，版式大方，清爽可观。有少数著作近年有新注，如刘彦成有《文则注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气中有《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如能在提要中列出，对读者进一步研究该书，也许更有帮助。
       借此机会，不揣冒昧，建议王水照教授和复旦大学有关学者，在《历代文话》基础上，再作补编。收录本编未收之专书、单篇文章、序跋，以及历代诗话和其他文史著作有关文章学的片段，如《论衡》、《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书中的篇章。关于评点之作，补编或许可以选录其中概括性的总序或小序。至于每篇文章的评点文字，眉批，夹批之类，那应该是集评、汇评类的图书的任务。补编的时代范围，可否上溯到战国，那样就更系统更全面了。这项工作难度不小，如能群策群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必将对学术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华文史资料库的新创获
       ——初读《历代文论》志感
      
       上海大学教授 董乃斌
      
       研究文学史，首要的工作是建设史料库。中国自古文史一家，文学史与一般史学的史料库兼容，经历代学者辛勤发掘，细心整理，库内资料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个库藏充满活性，至今仍在不断地发展、扩大、充实，并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比如，清人汇集历代经史子集之书为《四库全书》，堪称研究中国文史的资料渊薮。然而由于时代、立场和条件的局限，《四库全书》亦存在许多问题，今人乃将四库未收及四库编成以后的重要典籍，编为两套新大型丛书出版，这不但弥补了前人的过错和不足，也大大充实了文史研究的库藏。又如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和西夏文书，还有近年新出土竹简帛书的整理出版，更可谓这个宝库的开疆拓土之举。如今，王水照教授编定的《历代文话》，收录历代论文章之专书和单独成篇之文评论著143种，近630万字，精装十巨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也是这个宝库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历代文话》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可说。一，把向来零散、从未汇编过的文话聚为一书，这是一个创举。历代诗话、词话丛编之类早已有之，历代文话的汇编，则自王先生此书始。此书既自成一独立资料库，又填补了中国文史研究资料总库的一项空白；二、提供不少罕见而珍贵的文话和文话版本，如日本所刊《文章欧冶》《文章一贯》《文章九命》以及日藏旧钞本《文式》等，开阔了读者眼界；三、从历代许多综论诗文和文章选本中辑出评论文章的部分，既丰富了文话品种，又有助于研究使用；四、收录范围自宋代而及于近代，且近代文话份量不轻，其中不少是相当重要而一般读者寻觅不易的。中国文章体式至近代随着政治体制、社会性质和文章载体（语文）的根本变化而发生巨变。这一变化导致中国文章史，同时也是文学史的明显断层。传统古文竟如某种古生物在地球变异下突然灭绝似地很快销声匿迹，而正是在诸多近代文话中留下了这历史巨变的种种痕迹。王先生选录多种近代文话，说明他心目中实已存在一部“文章变迁史”，当然也可以说，纵览此书，一部中国文话史几呼之欲出；五、对每种文话做了认真校读，均写有提要和说明，集结了初步研究的成果，有力推动进一步的探究；六、书后附《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及日本学者所著《拙堂文话》《渔村文话》等资料，既由之见出文话的外传与交流，亦启发读者对日韩诸国的同类著作作更广更深的搜寻；七、末附四角号码综合索引，符合学术书的规范。
       《历代文话》的实用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仅从文学史研究角度，还有一点需特别陈述。
       中国古代文学，向来诗文并列，在彼时，文章甚至比诗词更为重要，因为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用到文章的机会往往更多，文章与文人的命运关系也更密切。古代文章有那么多的体类，就因为各体文章具有各不相同的功用，不同的场合需要运用不同体式的文章。照理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谈诗论文，其所占比重应该大体平衡。可是，由于中国文学史是在西方文学观念输入后产生的，文学性强而明显的诗词比较受到重视，中国甚至被称为“诗国”。这当然不错。但中国历代文章数量宏富，其中也有许多富有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可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具有应用性，而在今日社会其传统却已断绝，故而遭到忽视，很大一部分被排除出文学史。现在看来，这样做起码有两点不对。一是不够尊重历史，明明历史上发挥过作用、受到重视的东西，在写史时却被忽略了（在现实中被淘汰是另一回事）。比如无论唐宋，文坛对擅长朝廷大文的人，都特别尊崇，如唐之张说、陆贽、李德裕，宋之宋庠、夏竦、汪藻、胡铨等，在当时都是名声赫赫、影响深远的文章家，但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却不大提起，有的人诗文俱佳，但文学史中往往也只说其诗词而不谈其文章，如唐之元稹、白居易，宋之范成大等人，就因他们所写的许多都是朝廷制诰敕命，或表奏书策之类的应用文章，尽管这些文章也有写得很精彩很有气势很有感染力的，却仍按西方纯文学标准将之划入非文学。这是一个不对。由此引出另一个不对，便是使中国文学史和某些文人失去了完整性，丢失了传统文学的很大一块。《历代文话》的好处，就在于它向我们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文学史中被忽略多年的这一部分。《历代文话》提供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材料，使我们明白中国并非仅仅是个诗国，更是一个文章之国。中国古代文章曾吸引了那么多的智慧和精力，曾发展到如此的高度，种类多，分工细，要求严，艺术精，这是中华文明璀璨辉煌的表现之一。现代白话文章要求清通简明，用途和接受对象与古代不同，关键是要与现代生活节奏合拍。古文的繁缛、华丽、雅致、藻饰、用典、用韵等等，虽大半不适用于今，但对今人来说，仍是一种宝贵文化遗产，绝不可轻视，而且有些作文经验未必就不能适用于今，经过消化变通，是能够古为今用的。《历代文话》充分昭示了这一点，它的功用将日益发挥出来，它的价值也将日益得到证明。
      
       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扎实可靠的基础工程
       ——读《历代文话》
       中山大学教授 吴承学
      
       2007年岁末，我在广州暨南大学主办的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看到王水照先生编纂的《历代文话》，摩挲这套我们期待多年梦寐以求的皇皇巨著，兴奋而感慨。在这个急功近利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许多人追求短平快的研究，敢于、甘于和乐于做这种需坐十年冷板凳工作的人，已是很少了。比较一下已有的《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等诗文评总集，《历代文话》编纂的难度无疑要大得多。诗、词是单一、明确的文体，而何为“文”，本身就是复杂的理论问题。“文”之体有万殊，“文话”要把历代对各体之文的批评文献加以收集整理出版，其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是可想而知的。现在，这套十大册、一百四十三种著作、六百多万字的《历代文话》就放在我的书架上，我感觉到这套书静静地但又明确地标榜着一种坚毅不俗的学风。近日读过这套书后，不禁对王水照先生和前后参加这套书工作的学者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敬佩。
       关于此书出版的意义，王先生在《历代文话序》中说：“《历代文话》的编辑出版，实为填补我国古籍整理方面的重大空白，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修辞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等学科提供基础文献资料，也能对当前的文章写作乃至一般的文化发展发挥相当的作用。”我觉得这种评价和判断是非常精到而中肯的，对此无须多言。我想谈谈对这套书文献价值与研究价值的亲身体会。近年，我约几位学者一起在做两项工作，一项是“中国古代文体史料集释”，一个是“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学”。这方面的工作以前没有人做过，可参考的文献很少，尤其是明清以后的文献。大量的资料是前人所未及的，又散见各大图书馆，所以我们最初所遇到的困难就是收集相关文献。现在各大图书馆的古籍要借出、复印或拍照都相当不易，提出的价格动辄让人望而却步。我们所需要的许多古籍都是辗转求人帮忙才得到的，其中有些书还是学生用不那么规范的手法才弄到的。经过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所需的文献才基本找齐。现在看到王先生的《历代文话》，我们当时所踏破铁鞋寻找的文献，赫然收录在内。确实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我们早些得到此书，就可以省却许多功夫。因此也就想到，王先生所编《历代文话》实在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有了这套《历代文话》，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基本文献大体齐备，以后的研究者不用四处访书，不出门而拥有基本文献。所以我推测《历代文话》的出版，可能会使古代文章学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文献和史料的收集整理，其实也反映出编者的学术眼光和见解。《历代文话》在收集的选择历代文章学著作时，也反映出编者的文学批评史观念。十卷《历代文话》约八卷为明清的文献，可见其重点和价值所在。近代的文学批评史料，历来几乎不受重视，在现有的文学批评史中，对传统文章学在五四前后发展的研究极为薄弱。而《历代文话》收录了五四前后出现三十种左右的文章学著作，都是我国文评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但尚未为学术界所重视的文献。这些文献显示了在现代与外来文化冲击下传统文章学的生存情况。这也可能是本书有突出价值之处。举个例子。第七册所收清末王兆芳的《文章释》（《文体通释》），历来文学批评史未注意到，但却是一部旨在以传统学术抵御西方学术巨大压力的文体学专著。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是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挑战之际。王兆芳也深感“西术”与“儒道”之争，“泰西人好独创不守师承，中国守师承者或失之拘。必如周公兼三王、孔子集大成乃为善守师承者也。”“今者西术与我学争，我若固守专家之师承，而儒道反不振。兆芳以为学通天地人而考道于古圣贤，譣道于事物，祖述不摇，引申不已。使我儒道之大，足以抵西术之长，而西术之长不足以抗我儒道之大。若是亦善守师承者乎。”他的理想是以对传统学术的“祖述”和“引申”、师承与创新来抵御西方学术的巨大压力，《文体通释》就是这种想法的实践。
       《历代文话》所收著作始自宋代终于1919年，因为作为“文话”形式成熟于宋，所以自宋开始收录是有道理，也较有操作性。但是《历代诗话》选自钟嵘《诗品》，《历代文话》若能溯其本源，可能会更好。第十册附录的《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以及日本人所著《拙堂文话》和《渔村文话》，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但从体例来说，不如利用此篇幅补上宋代以前数量与篇幅都不多的几部文章学专著，这样，《历代文话》作为文章学研究文献的集大成可能更为系统齐备。
       本书所用的版本相当讲究，有些版本比较少见珍贵（如从日本采入的六种文献），校勘质量也颇为精善可靠。如果能进一步指出前人原来的错误，则对读者更为有用。如第二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杂名诗”中有“斜冗名”之诗。然考之中国古代之杂名诗，绝无“斜冗名”之诗。按“斜冗名”应为“针穴名”，刊刻时形近而误，而各种版本未加考辨，沿袭其误。《野客丛书》卷十七“鸟名诗”条说：“不但鸟名也，如兽名、歌曲名、龟兆名、针穴名、将军名、宫殿名、屋名、车名、船名、树名、草名率皆有作。”《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古诗纪》卷八十都收有“针穴名”诗可证。另外，第三册陈懋仁《文章缘起注》：“诏，起秦时玺书，秦始皇《传国玺》。”按：应断为：“诏，起秦时。玺书，秦始皇《传国玺》。”说的是“诏”与“玺书”两种文体的渊源。宋代的《山堂考索》本、《事林广记》本都明确分“诏”与“玺书”为两体，而陈懋仁误合为一，导致把《文章缘起》“八十五题”改为“八十四题”，可谓大误。以上两例都是原本之误，校勘者本无过，然如果能指出原本之误，则更佳。
       体大思精 力创新境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 傅璇琮
      
       王水照先生编纂的《历代文话》的出版，实在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这部耗时十馀年的著作，对存世文章评论资料广作蒐讨，精心结撰，成为第一部大规模全面整理文章理论的资料总集，厥功甚伟。在我国传统的诗文评系统当中，文章的地位似乎尤为重要，作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其在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自不待言。正因为此，文章与科举、士风等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涉也更为突出，从而导致文章本身的复杂与文章理论的难于梳理。现在皇皇十巨册的《历代文话》就摆在书架上，它自身的静穆就昭示了这一工作的厚重。
       《历代文话》的完成首先显示了它的文章理论集成意义。诗词文体制各殊，此书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等适成鼎足，成为各自领域内的批评文献代表性总集。单从篇幅而论，《历代文话》已收录文话著作143种，六百馀万字，其整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检览全书，细勘版本，即可发现编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作为一种总集，它首先强调的应是对文献的广泛搜罗。文章评论材料过去一直缺少学界关注，得到校点出版的多为《文章精义》之类声名尤著者，甚至大家研究文章批评之际常常浩叹资料枯窘，批评史中多有存批评家之目而实际可见资料仅三两条的现象。而实际上此类文献甚为浩繁，仅单独成卷、成书的就不下百馀种，经过王水照先生对历代书目著录的排检和对全国各大藏书机构的调查，终于将这些文献编排整理，公之于众。由于资源意识的增强，在如今的图书馆翻阅古籍似亦非易事；若求复制样本，更近难能。而《历代文话》一举集中众多文话，对于大家的使用与研究，其便利实在是毋庸多言了。同样，作为资料总集，并非以求全为终极追求，对资料的甄别与衡鉴实际上更能反映学者的眼光，体现出对文章理论的熟稔与全面把握。综括而言，这部大书选所当选，摒所当无，在全面汇集资料的同时，又对一些陈陈相因、芜杂简陋的文话作了舍弃，体现了对资料的学术别择，从而提高了文献的可用度与学术含量。可以说，《历代文话》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为学界提供了大量可靠而又珍贵的文章评论材料，成为文章学研究的渊薮。
       但此书的价值绝不仅在于文献整理，非但在编纂方面有体大思精的特点，且又体现了编者学术方面的积极探讨，从而为学术发展指引出向上一路。这在书中的前言及各书提要中有鲜明的体现。前言实际上反映出编者多年以来对文章学的关注与深入了解，其中对文章学发展阶段的概括，对近现代之交的文章学争论的评述，对文话体制特点与缺失的论断，都胜义纷披，精见迭出。而书中提要尤可视作此类著作中的创例，为其区别于《历代诗话》与《词话丛编》的显著特点。书目提要源于刘向《别录》，大成于《四库提要》，其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此书当中的提要约分三端：明作者、述著作、究版本，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多有平允切当之论。约而言之，如作者生平方面，此书考定《文章精义》实为李淦之作、考述王文禄生平，皆为新见；对于著作的把握，更能体现在整理的基础上的研究意识，如对林纾文章理论的合理评述、对王葆心及刘咸炘等人的标举，都可视作对当前研究现状的一种提醒与反拨；版本别择中，东瀛刻本自然价值颇高，而国内古籍版本的择用也值得称许，如《云庄四六馀话》纠正了读画斋丛书诸本的错页，且又据他本另辑数条附补，堪称最善之本，又如《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综合了诸本优善，皆体现了甄别的努力。这些工作使得此书在传统的整理工作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创新境，具有为学术研究指示途辙的功用。
       尤其要指出的是，《历代文话》的编纂将会带动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成熟。传统的文章学自五四之后多为人鄙弃，以为此类著述无非论及科举时文之写作手法，或故炫高论，或迂腐不堪，不值深究。然而通过检阅此书，即可发现这实在是一偏之见。文话作为一种写作学论述，其范围远远超迈了时文写作，而具有深广的指导文章写作意义。其中不仅有普适性的文章写作规则，还有理论层面的阐释与论述，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诸多文话，多具有理论总结意识，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变动之际，对文章创作、鉴赏与批评提出了不少创设性见解，值得充分重视。这些见解对于重新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章评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应当引起学界关注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历代文话》是一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精心之作，据称全面的校核即有四次之多，底本与历校样本堆满整个工作室，其学术价值实非戋戋数言所能尽述。随着学界对文章学的日益关注，对此书的利用必将日渐充分，对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也将渐趋深广，相信这才是编者的初衷。对于此，我抱有乐观的期望。
      
       《历代文话》：精心打造出来的精品
      
       四川大学教授 祝尚书
      
       复旦大学著名学者王水照教授编纂的《历代文话》出版了!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件翘盼已久的喜事。数年前得知王先生从事于斯时，就很高兴，后来有些等不及了，还不止一次地打探过出版时间，——原因是我近年来对宋元文章学研究有兴趣，而又经常为资料难得所困，有了此书，自然可解燃眉之急。当然，王先生的深厚学养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也早为我这个后进同行所心仪，加之他与国内外学界(特别是日本学界)的广泛联系，又有门下多士组成的强大学术团队，完全相信编出来的一定是精品。果然，浏览和初读部分《历代文话》后，至少在如下方面感到很满意，不妨用三个“精当”来表述。
       首先是体例精当。对编书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选目。我国古代、近代典籍浩如烟海，就“文话”而论，要全部搜罗既无可能，也没必要，比如自宋迄清多如牛毛的古文、时文评点本，虽也是评说文章，但却不必一一入选。哪些书该入编，必须立个科学合理的标准。编者于是订下体例道：“是编以论古文者为主，亦选取论评骈文、时文之集成性著作(如《四六丛话》)及若干代表性论著以示例(如《四六话》等)。赋话则概不阑入。”(《编例》)在《历代文话序》中，王先生又对此作了说明。笔者认为无论是就学术性、适用性而论，如此规定都是十分允当的。
       但是，虽是“编选”，却又不能因陋就简，“偷工减料”，仅就易得、所得草草成书，那样是绝不可能出精品的。试想，若自己“囊中羞涩”，能以何示人?因此，编者必须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丰富的文献“库存”中选出“宝”来，这样的书才有价值。本书在这点上做得很到位，这表现在它既收入了重要的、为人所知的文话著作，还收入了许多不大为人所知，或虽知而不易得，或历来有争议的重要文献，比如林杼、刘师培等人的文章学论著，书末还附录了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撰著的“文话”。这充分显示出编者的学力、见识和眼光。
       其次是整理精当。这突出地表现在版本选择上。《编例》说：“底本尽可能选取精刊精校之善本。……因受目前条件限制，少数善本未能复印利用，有待继续完善。”这里既表明了求善的态度，也不怕自我揭“短”。初阅之后，感到全书完美地实现了这一目标。这里我不想讲“空话”，只举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此言不虚。近年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收有《文式》一书，所用底本为明刻残本，署元人陈绎曾撰。我近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征引此书时，也将作者署为陈氏。而《历代文话》用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旧抄本，前有明人曾鼎自序，知是书为曾氏编，原原本本，决无疑义，署陈绎曾实误(明代有学者简称陈绎曾《古文矜式》为《文式》，不知《续修》编者是否因此而误)。这令我很震撼，也很惭愧。假如《文话》编者图便利，用《续修》本作底本，即便错了，人们也不会苛责；但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们不惜远求异邦更好的版本，而正因为选本精当，纠误也就格外精采。象这样从日本访求到的善本，还有好几种。此外，是书为校点本，还应当说到校点。由于许多“文话”著作与科举有关，加之文章学自身颇多专用语，故本书校点当比诗话、词话难。就笔者已读部分看，尚未发现明显的失误，也说明整理得精当。
       再次是论述精当。所谓“论述”，指王水照先生所作的《历代文话序》和每部书的书前提要。王序除详述了全书的编纂思想、体例和分工等外，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如下两点：一是认为“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且著作体裁完备，几已囊括后世文论著作的各种类型”；二是指出“文话”类著作的两个局限与不足：“一是繁冗，一是重复。”我完全赞同王先生的这些结论。至于由校点者撰写的书前提要，目的是“介绍著者简历、该书内容梗概和主要版本情况”(《编例》)。今粗观之，提要内容准确翔实，除上述“介绍”外，还有对该书得失的评论，实际上是一篇简要的“导读”，对读者十分有用。本编为资料书，“论述”虽不是它的主要任务，但精当的论述，又使之生色不少。
       《历代文话》收书多，跨时久，部头大，可以想象编纂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一定很多，而编得如此精湛，印得如此精美，捧读之馀，使人不由得对编者和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肃然起敬。完全有理由说，上述的三个“精当”，皆出于编者、出版者的“精心”，也就是对学术的高度责任心。目下此书刚刚出版，将来在使用过程中还会体会到它的许多优胜之处，当然也可能会发现某些缺点甚至疏误，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书内容极丰富，堪称我国古代、近代文章学的资料宝库，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鼎足为三而无愧；若从另一角度看，诗词同为韵文，以古文为主的“文章”在历史上担当着经国、载道之重任，所以若说《历代文话》与另两书相匹敌，可坐断传统文学的半壁江山，似亦不为过。较之诗学、词学来，文章学是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历代文话》的出版，对此必将是个大促进、大推动。笔者深信，像《历代文话》这样精心打造出来的古籍精品，定将永远传世而不朽。
      
       气象恢宏的文话总汇
       ——读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有感
      
       复旦大学教授 陈尚君
      
       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是一部学界期盼甚殷的著作。就我所知，这部书的编纂开始于二十多年前，初稿在十年前已经交付出版社。当时由于程千帆先生等前辈大力提倡展开文章学的研究，不少学者都表赞同，认为这是开拓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文章学研究资料虽然极其丰富，似乎始终没有人做过系统汇编和整理的工作，能够有一部集文话大成的著作，给学者以研究的基本文献，是包括笔者在内许多学人的共愿。虽然承担出版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多次表示，只要完成定稿，随时可以出版，但王水照先生一直觉得还不够完善，不断增补和改订文本，最近两三年更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与他的学生们反复校订文本，终于得以在近日正式出版。这是王先生为中国学术所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近年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资料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可望带动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深入拓展，确实可喜可贺。
       文话肇始于宋代，出现的时间比最早的《六一诗话》仅晚几十年，历代著作也极其丰富，但却一直没有人像编《历代诗话》那样加以编录。近代以来文体剧变，一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几乎把汉魏到清末的所有文章都作了否定，讲究传统文章作法的文话很少人问津，文学史上虽然也介绍古代骈散文的成就，大致是以现代文学标准来加以衡定，较少考虑古代评价文章的绳尺。王水照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宋代散文选注》，八十年代作北宋欧曾苏王各家散文的研究，就特别注意站在传统文章学的立场上来研究宋人文章，为此而搜集资料，并进而有汇编文话的设想。在他以前，文话的研究很少人涉及，有关文本的调查和记录，前人也没有显著的积累。王先生几乎完全以一己的力量，穷搜旁求，日积月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才得以编成这部多达六百二十万言的具有恢宏气象的大书。
       本书在入选书目的选择上，虽然以努力保存从宋到民国初期全部文话为学术目标，但有鉴于文话外缘的不确定性，加上相关著作之精芜纷杂，没有必要也很难做到求全求备。在编例上，确定以论古文者为主，亦选取论评骈文、时文的代表性著作，赋话一概不收，制艺话仅略收以示例，都是合适的取舍。宋以后杂家类笔记中，经常论评诗文和叙事杂论并陈，虽也有精到之见，但要加以摘选，也一般不收。而下限放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收录了在新旧文化交替时期遵循传统而已具变化的研究评讲古文的二三十种著作，王先生在序中称为“我国文评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成果”，是恰当的评价。这批著作的整理刊布，可以看到传统文章学的最后总结，相信也会为二十世纪前期文学史学的研究者所重视。
       在文本搜集和版本校勘方面，本书作了许多可贵的努力。王先生在序中在日本所得的稀见传本，即有元陈绎曾《古文欧冶》（元禄刊本）、明曾鼎《文式》（内阁文库旧钞本）、高崎《文章一贯》（宽永刊本）、王世贞《文章九命》（元文刊本）、王守谦《古今文评》（享保刊本）、左培《书文式•文式》（享保刊本）等，都是国人以往较少知道的著作。如陈绎曾，以往各种文学批评史著作很少提到他，本书收录他的两种文话，特别是《古文欧冶》，王宜瑗解题述其要旨云：“此书涉及古文、骈文、赋、诗等多种门类，对文学本体、修养、创作、鉴赏、文体、风格悉有论列，视野开阔，框架完整，论述详备细密，多有体悟有得之见。如《古文谱》论为文之道，大抵由辨体以定范型，养心以涵内情，积学以明道理，研阅以广识见，秉术以习智巧。”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专著。王水照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专著，“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即元代文学批评领域中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大家”。我很赞同。以往学者盛誉的《二十四诗品》，现在大致可以确定是元代的作品，因此而对元一代文学批评的成就，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其他入收的各种著作，在底本确定和参校本的选择方面，也颇为讲究。如《四六话》和《四六谈麈》均用《百川学海》本，《仕学规范》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荆溪林下偶谈》用万历刊本，《怀古录》用明钞本，都可以确信是各书现存最好的文本。对于一书有多种传本，特别是内容方面有较大不同者，都曾作过认真的调查和校勘，且在各书书前提要中作了明确交待。在底本以外，他本有多出文字者，也一一作了补录。
       在书首《编例》中，王先生特别说明：“因受目前条件所限制，少许善本未能复印利用，有待继续完善。”这是做大型文献集的学者，努力追求完美，但又难以在所有细节上都达到极致的遗憾。比如本书各卷都没有逐一保留校勘记，即可能引起一些学者的疑问。就我了解，本书在文本复制和校勘方面做过大量仔细认真的工作，但因为所涉太多，无法逐一保存校勘记录，但所录文本读者是可以信任的。这样处置，是根据本书规模和性质决定的。几年前我的《全唐文补编》出版，也有朋友提出为什么不保留校勘记，我即径告，已经是四百万字的篇幅，校勘记还要数倍于此，超过千万字，谁家肯出？我对所有异文作了认真取舍，所据文本也都有说明，读者有必要，可以逐一覆按的，没有必要逐一列出。对本书，我也作如是观。
       与近年刊布的一些所谓诗话全编比较，本书尽可能地保存古籍原书的面貌，尽可能地避免今人人为另拟书名、拼凑文本的做法，提供的文本忠实可靠，读者可以放心地加以引用。我这里用“尽可能地”一词，是因为文话有单独成书者，也有仅为专著中之一部分，编录文话，显然不能全书登录，只能截取有关论文的部分。如日本人编录论诗语为《莹雪轩丛书》，出自《老学庵笔记》者称为《老学庵诗话》，出自《容斋随笔》者称为《容斋诗话》，杜撰书名，不足为训。郭绍虞先生辑《宋诗话辑佚》，录自《仕学规范》者题作《诗学规范》，亦沿此失。本书仅取专著中有专门论文专卷的著作，保持原次第，书名也以《朱子语类•论文》一卷、《仕学归范•作文》一卷、《履斋示儿编•文说》三卷之类标目，明确交待为某书中的论文部分，学者利用时可以有所了解，也方便去覆案原书。至如《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一卷，收录茅坤对八家文章的评语，原文则一概不取，也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虽然原著属总集而非笔记体的文话，但其在文章学史上影响巨大，原书篇幅又太大，八家文集又很常见，这样处理考虑很恰当。当然，如果能把见于原书之卷次注出，对读者可以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