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演讲传统的复旦精神——评《复旦大讲堂》第一辑
宣炳善

       演讲不是聊天，也不是做报告，演讲是西方公民行为。而大学演讲则是在大学这个制度空间中学者公民行为的开展，也是知识分子的民俗。通过近代中国演讲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大学演讲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逐渐生成的现代新传统。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我们找不到欧洲公民意义上的演讲活动。中国古代有纵横家，有辩士，有说客，有民间说书艺人，但就是没有演讲家。我们的文化传统根本不重视演讲。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还很不适应这种来自西方的演讲民俗。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要学习西方的演讲，不知出了多少洋相，闹了多少笑话。这种情形只要看一下晚清写实小说《文明小史》中描写的在上海的演讲活动就能明白。而民国的知识分子演讲由于语言技术等原因，其公共性也受到影响，像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等人并不擅长演讲，演讲的效果也不是很好，这种不擅长说的情形到了当代有所改观。但当代大学演讲一个最严重的通病，就是演讲人讲的多，与听众互动少，缺乏公民意识。
       目前的大学演讲在出版成书时，其现场问答的部分，往往被编者删去。编者觉得学生提问十分浅薄，没有印刷的必要。其实既使学生提问的学术思想水准远远不如演讲人，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大学演讲理念强调在大学这个制度空间里通过理性的公共实践使演讲人与听众完成互为启蒙的神圣文化使命。以学生为主的听众的提问正因为幼稚浅薄，所以在思想史上才显得特别珍贵。我们可以由此观察学生是怎样理解这些演讲的，或者是怎样误解这些演讲的，或者怎样对某一个演讲有强烈的兴趣与热诚的参与。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具有学术研究价值，也是大学生公民体验与公民意识逐渐生成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当前出版的中国大学演讲图书，关于演讲人与听众沟通的内容极其重要，因为大学演讲不是自我表演，而是一个在场的公共理性的展开。只有从演讲的问答中我们才可以看出学生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从而完成其公民自我训练的，也可以看出大学的演讲人是以怎样的方式回应听众的提问与质疑的，也只有完成这个问答程序才能真正体验大学演讲的民主精神。所以从大学演讲理念出发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讲堂》第一辑，我们看到了复旦演讲的民主传统与公民意识，而这也正是复旦的精神。
       《复旦大讲堂》第一辑收录演讲辞15篇，其中附有学生提问及其回答的演讲有8篇，这个比例在当前的演讲类图书中是比较高的，因为其他高校的大学演讲其问答比例都很低。如1996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收录各大高校的演讲50篇，但其中只有3篇有学生提问及其回答；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在清华听讲座》第一辑收录演讲12篇，但有问答的只有1篇；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讲座》第一辑收录北大演讲28篇，但有问答的也只有1篇。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出版的许多大学演讲录之类的图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误导读者。读者看了这些著名学者的演讲，误以为大学演讲就是演讲人一个人的事情，这样演讲的在场交流就被掩盖了，长此以往，大学演讲的公民文化传统就很难形成。而《复旦大讲堂》第一辑在这方面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收录的15个演讲也都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大学演讲的理想情境的示范。
       谢遐龄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演讲中从日常行为产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谢遐龄认为社会结构的产生不是到政府那儿去找，而应从我们的日常行为中去找，而只有学会无条件地尊重他人，公民社会才会形成。谢遐龄举例说，温州的企业很难成为大企业，因为温州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经常分裂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意识深处对他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而这种心态就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谢遐龄的学术思路是坚持制度是行为的产物，这样社会制度问题就相应转化为一个公民行为问题及其公民内在观念问题。
       许纪霖在《从非典反思国家、社群和公民意识》的演讲中，对中国人在非典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民族反应、社群观念与公民意识与美国人在“9·11”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反应、社群观念与公民意识作了对比，从而指出中国存在的一个历史问题，即因为我们缺少公共的政治文化，所以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我们一直是缺少政治文化的公共参与在社会自组织系统如社群，更缺少制度化的保障。空洞的政治宣传无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只有通过公共性的合法的社群活动，在实际生活体验中公民意识才能培养，才能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2005年是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复旦大讲堂》第一辑这本书在书的内页特地标明：“献给复旦一百周年校庆”。复旦的历史并不算长，像英国剑桥大学有近800年的历史。1905年，马相伯创立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就在这一年，马相伯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规定每星期学校开一次演说会，辩论学术，摩厉识力。中国私立大学的演讲就这样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马相伯在复旦公学开展的演讲主要是学术演讲与政治演讲，而中国大学的演讲传统主要就是从复旦开始的。100年前，中国大学的演讲活动以复旦为代表的制度化的方式展开，而当时的大学演讲主体并不是学者，而是学生，这和当代大学演讲形成巨大的差别。当代大学演讲中，学生是被遗忘的，我们只关注著名的学者。马相伯作为中国大学演讲活动制度化的创始人，这也正是复旦光荣的地方，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大学演讲传统的复旦精神。
      
       ——《文汇读书周报》2005.09.23 版次: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