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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
作者:
侯杨方 著
定价:
60.00元
页数:
684页
ISBN:
ISBN7-309-02943-7/K.103
字数:
613千字
开本:
16 开
装帧:
精装
出版日期:
200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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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规划重点图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由著名历史地理研究专家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最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试图为专业研究人员和愿意深入了解中国人口史的读者提供一种尽可能详细、全面而系统的专著。全书300余万字,分为六卷,分别为: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葛剑雄著),隋唐五代时期(冻国栋著),辽宋金元时期(吴松弟著),明时期(曹树基著),清时期(曹树基著),1910-1953年(侯杨方著)。各卷独立成书,全书的体例基本统一,内容力求详尽。人口调查制度、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分布、人口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等方面,是本书的重点所在;在可能条件下兼及人口结构、婚姻、家庭.生育.人口素质和影响人口变化、分布、迁移的各种社会与自然因素;近代部分还运用人口统计学方法进行微观研究。各卷的结论体现了作者的理论思考。本书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加上大多数作者一二十年的研究积累和数年辛勤撰写,希望能成为各自领域的最佳成果。  
      
      
      
       第六卷提要
      
       本卷收集1910-1953年期间大量的中国人口数据,并根据其来源及人口普查、登记和调查的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判别。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各项主要指标,包括人口数量、年龄、性别、婚姻、家庭、生育、死亡,人口分布、迁移、职业、素质和生活水平,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尽可能完整的研究。同时,对海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作出了评论。
       本卷中第一次提出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随着现代公共卫生与医疗技术、现代交通工具由西方引人中国,并逐渐从城市向乡村、从沿海向内陆的普及和传播,
       中国发生了流行病转变与人口转变,即死亡率渐趋下降,从此开始摆脱了高出生率、高死亡
       率的人口模式。这一转变,成为中国人口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
      
      

作者简介


       侯杨方,1970年5月生,江苏泗阳人。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工作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IUSSP)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人口和中国经济史,在《历史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书摘


       中国人口史
      
       葛剑雄 主编
      
       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 葛剑雄 著
      
       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 冻国栋 著
      
       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 吴松弟 著
      
       第四卷:明时期 曹树基 著
      
       第五卷:清时期 曹树基 著
      
       第六卷:1910—1953年 侯杨方 著
      

书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口史

虞云国

       一部中国史离不开人口史,对此是无庸饶舌的。若要讨论人口因素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就必须借助于人口史研究的坚实成果。中国是一个泱泱的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对于世界人口研究与世界人口史研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直到1988年以后,历史学界才有通代性的《中国人口史》问世。但数十万字一卷本的《中国人口史》,与中国人口史的绵长、复杂与丰富相比,显得很不匹配。2002年,由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这才彻底扭转了中国人口史研究“有气无力”的局面。这部皇皇6大卷400万字的人口史巨著,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无愧于泱泱人口大国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最令人注目的成果之一。
      
         这一成果的取得,是以葛剑雄为首的人口史专家长期拓荒耕耘的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以《西汉人口地理》的出色研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历史学博士。其后,他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人口史专著,形成了对人口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与理论框架。尤以1997年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深得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中国人口史》的前期成果。这部《中国人口史》,倘若从主编的博士论文算起,已经磨砺了两个10年。
      
         强调理论探索,重视研究方法,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一。
      
         主编在第1卷里以20余万字的《导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总体看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导论》视野开阔,议论风发,在理论上既富有总结性,又颇具前瞻性,不仅是一部闳通的中国人口史概论,也是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之作。
      
         如果说,《导论》表达了主编对这一学科的宏观理论把握,其他各卷作者也在相关研究中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理论素养。他们认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学者总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概念来。这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研究方法上,人口史既属于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又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因而需要同时借助于人口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为了确定历史时期人口赖以活动的特定的空间地理范围,人口史研究也必须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成果与方法。当然,社会学与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同样是可以借鉴的。但“所有这些方法的运用,都必须以历史文献和其他历史信息为基础”(卷1页108)。总之,历史学方法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最基本与最主要的方法。
      
         各卷作者根据自己研究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运用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例如,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因敦煌吐鲁番文书与碑刻墓志大量发现,就采用了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因人口数据与区域划分都相对较多的特点,引进了序列关系分析方法与邻近区域比较方法;第4、5卷由于人口数据的增多,统计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第6卷因人口普查数据的相对充分性,对有关人口数据进行评判时,则“主要采用内部一致性的检验方法”(卷6页7)。
      
         文献基础扎实,考证功夫精深,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二。
      
         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困难主要来自史料的局限。对于人口史研究来说,这些研究资料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如何取得;第二,是否真实。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途径,只有依靠研究者沙里淘金式钩稽史料的耐心与本领。第3卷的作者从元人文集中寻找出南宋末年全国人口的数据,初步完成了学术界向来认为难以完成的南宋后期人口研究;第5卷作者及其助手为了收集清代府县两级各个年份的人口数据,几乎剿翻了3000种左右的地方志,分别是在获取史料质与量上成功的个例。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手段,只有综合运用各种史料考辨方法,确证相关人口数据的可信度。本书各卷作者对史料的鉴别与考订,都下了狮子搏兔的大功夫。例如,隋唐五代卷作者对隋代“大索貌阅”时限的考证,对敦煌户籍中“女多男少”的辨订,对唐代地志户口资料的系年,都是颇见功力的。辽宋金元卷作者对宋代户口汇总发布系统的考证,更是引起了宋史学界的充分重视。正是扎实精深的史料考证,奠定了这部人口史巨著的坚实的基础。
      
         恪守学术规范,勇于自我批评,是这部《中国人口史》的特色之三。
      
         这部《中国人口史》的各卷作者,不但在参考文献里逐一开列了他们所能见到的前人论著,并在学术史回顾里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评价与分析,既肯定了它们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探索与贡献,也坦率地对前人的某些方法、理论、观点、结论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或直接批评。细心的读者还不难发现,这部人口史各卷作者,有时“对同一问题的结论有所差异,对同一年代人口的数字有不同的估计”(卷1页682)。这不但不是这部人口史的缺陷,恰恰是其长处。当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结论与各卷作者不相一致时,主编鼓励各卷作者坚持各自的立场,认为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深化”。这种学术规范也是值得肯定与提倡的。实际上,类似英国的剑桥中国史与日本的岩波世界史,都是以这种学术规范邀集相关专家编撰而成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这部人口史的作者既勇于修正过去结论的错误,也敢于承认自己目前研究的不足,这也是他们在学术规范上的自我约束。第1卷的作者承认,自己在《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旧著中对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密度最高府州的统计,不如现在第5卷相关表格的数据“更符合历史事实,对人口压力的影响也能做更合理的解释”(卷1页168)。明清两卷的作者在第4卷里修正了原先对洪武时期全国实际人口的过高估计。
      
         诚如本书主编所说:“历史的真实只是我们永恒的追求,而不可能是一项具体的成果,中国人口史也是如此。”(卷1页108)作为一项具体的成果,对《中国人口史》的价值,学术界还将会有深入的评价。这部里程碑式巨著的问世,决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终结,正如主编与各位作者所表示的,“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还只能算刚刚开始”(卷1页677)。我们期待他们推出更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成果。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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