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透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扛鼎之作 ——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王义桅

       “十年磨一剑。”由倪世雄教授主持的“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经其本人和同事及数名博士生的共同努力，最终汇集成书《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理论》），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倪世雄教授近二十年来教学与研究的结晶，系统、准确。客观地评介了20世纪西方国际关条理论所走过的历程，回顾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析了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代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新近展。它实现了叙述与评论、重点与全面、理论与实践的“三结合”，是作者在以往教学和研究成果基础上，进林新的研究探索、挖掘新的材料、增添新的内容、提出新的观点、进行新的比较的产物。内容新、视角新是此书的两大特点。
       内容新：《理论》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它在全面回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八十年历程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阅读全书、读者不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总括性认识，而且对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观点、新趋势尽收眼底。因此，《理论》的出版表明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时差”越来越小了，研究越来越“入境”了。这就是，不再纯粹跟踪、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深入其内部，挖掘其线索，展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并把握其发展脉搏。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即奠定国际关系学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大厦基石的“元理论”）的提出，即是这一历史性进步的重要标志。
       视角新：基于“80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三次大的论战、出现了近10个主要学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这一事实，《理论》以“学派·论战·理论”这一分析框架全面梳理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指出，由于对国际关系的本体判断不同，认识国际关系的方法论不同，不同学者的观点形成不同学派；不同学派间不断论战，导致不同理论的出现和完善；论战本身也在塑造和完善不同的学派，推动理论创新与观念变革，这是认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线索。
       如果说1998年倪教授提交全国国际关系学会论文“学派·论战·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标志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了“而立”之年，那么《理论》的出版，则标志着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始步入“不惑”阶段。其重要标志就是书中提出了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体系思想，展示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希望；唯如此，国际关系学才能像哲学一样，形成自己的理论史和奠定自身的学术地位。因为，一部优秀理论史著作应当是该领域思维方式的记录而非思维结果的总结，注重理论演绎过程而非结果、探索而非定论。
       《理论》在这方面作了积极努力，跳出了就国际关系理论而理论的框框，揭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线索和发展动力。即，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源于社会实践的推动和人类认识与观念的变迁。本书对这两方面都作了有益探索。如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围绕冷战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引发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论，极大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以“范式之间争论”开启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重建及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继续，是注意科学认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良好开端，而对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认识论渊源的阐述是又一重要体现。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当然，这种探索仍然任重道远，大有潜力可挖。除冷战外，其他历史事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影响，对理论家的认知（perception）、观念（ideas）的冲击，以及除库恩的范式革命外，波普尔、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对华尔兹斯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等，书中都缺乏论述。
       笔者以为，只有充分注意到历史的偶然性与认识的主观性对理论形成、发展的影响，彻底揭示推动理论演绎的社会实践与科学认识两大根源，才能有把握地说，如刘同舜教授所期待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史》将为期不远了。
       瑕不掩玉，《理论》在积极探索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憾。首先，静态—动态相结合来分析理论的来龙去脉不够，导致对理论发展线索的断层，如在介绍“霸权稳定论”时，未能注意到其在冷战后的表现——“单极稳定论”（unipolar stability）；分析现实主义时未能区分“进攻型”和“防御型”现实主义；介绍“博弈论”则漏掉“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这一重要形式。
       其次，注意学派间的论战，对理论内部的争论则重视不够。如在介绍和评述“民主和平论”时，没有论及围绕“民主和平论”这一视角和命题所引发的争论，及这种争论对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于本体论、方法论上产生巨大变革的重要推动作用。
       再者，对国际关系基础性理论分类不统一，缺少对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这部分介绍也有顾此失彼之嫌。前者如“霸权稳定论”并非国际关系的“元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多也是一种方法论而非基础性理论，“权力论”与“软权力论”可以一起论述，而完全是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的人权理论、主权理论不见踪迹；后者如“两极世界政治论”并非影响大的理论，相反引起争议的“大战过时论”、决策论、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新旧威慑论却只字未提。
       此外，每种理论、每位学者对国际关系往往都有各自一整套认识，有的还成为体系，如局限于学派、论战或理论的名称，而非其内在逻辑，将会片面化、概念化理解国际关系理论，这一直是本书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
      
       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