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史研究的里程碑——评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
虞云国

       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说过这样的俏皮话：只有当我们感觉膝关节动作不灵时，才会想到我们的膝盖；同样道理，只有感受到人口的压力，才会想到去研究人口。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命运似乎也不例外。
       1953年，中国历史上实施了第一次真正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朝野对人口基数突破5亿虽有震动，但还是把人口的激增视为短短几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佐证，居然对其后每年20％的人口增长率持乐观的态度。按理说，“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是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提出的。但出于政治原因，阴差阳错，同年问世的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却在次年遭到了点名批判。而后就是一连串的折腾，等到十年浩劫尘埃落定，中国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迫近10亿大关。
       我们常喜欢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口的发展变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有着藤附葛绕的密切联系。一部中国史离不开人口史，对此是无须饶舌的。若要讨论人口因素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就必须借助于人口史研究的坚实成果。中国是一个泱泱的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对于世界人口研究与人口史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学界还没有一部通代性的中国人口史专著，因而一般历史著作中有关人口的错误所在多有。自1988年以来，虽有多种一卷本的《中国人口史》问世，人口史研究的现状有所改观。但与中国人口史的绵长、复杂与丰富相比，还是很不般配的。长期以来，与对其他历史领域的深入研究相比，倘若借用索维评论人口学的话来说，中国人口史研究也还是“一门有气无力的科学”。
       2002年，由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才彻底扭转了中国人口史研究“有气无力”的局面。这部皇皇6大卷400万字的人口史巨著，是中国人口史研究无愧于泱泱大国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史学界近年以来最令人注目的成果之一。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这部《中国人口史》，倘若从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的博士论文算起，已经磨砺了两个十年，宜乎青锋出匣，寒光逼人。全面评价这部多卷本《中国人口史》的学术贡献，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这里只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略作评说。
       先说宏观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史研究在理论、方法、资料、对象上的特殊性，不仅为了自身的研究，也为了给中国人口史研究奠定一个学科体系与理论框架，作为主编，葛剑雄在第1卷里以20余万字的《导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总体看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这部《导论》视野开阔，议论风发，在理论上既富有总结性，又颇具前瞻性，完全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史学理论专著。《导论》不仅是一部闳通的中国人口史概论，也是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导论》的结论部分，对中国人口发展是否有所谓周期、20世纪的人口转变、人口过剩与人口压力、人口发展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中国人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原书俱在，毋庸赘言。各卷作者也都分别以最后一章作为本卷的结论，读者只消一瞥第2卷至第6卷结论章的标题，“隋唐五代人口在中国人口史上的位置”，“从人口史角度思考辽宋金元史和中国史的若干问题”，“对明代人口和明代历史的新认识”，“清代人口与中国人口体系”，“中国的人口转变”，就可以大体领略各卷作者有着怎样的宏观视野与开阔思路。
       再说微观方面，全书各卷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第2卷对中晚唐的人口、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的差异、南北区域人口的发展差异、人口分布格局的演变、人口结构、人口迁徙对社会历史诸层面的影响等，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意见。第3卷则对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与汇总发布系统、南宋后期户口数据系列的重建、辽代人口数据的丁户关系、《元史·地理志》的区域户口数据，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第4、5卷的作者对明代城市人口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还通过对县府两级人口数据的比勘，重建了清代中期与末年省府级人口数据，并在清代中期与清代末年的城市人口上，推进了施坚雅的研究。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主编指出：“历史的真实只是我们永恒的追求，而不可能是一项具体的成果，中国人口史也是如此。”（卷1页108）中国人口史是一门内涵广泛、性质复杂的学科，这部里程碑式巨著的问世，决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终结，正如葛剑雄所说，“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还只能算刚刚开始”（卷1页677）。而各位作者也都表示，将在今后研究中深化中国人口史的相关论题。对于本书的有关数据与结论，他们的态度是明确的：一方面自己“随时准备以新发现的史料或新找到的方法来完善、纠正乃至推翻它们”；一方面企盼其他研究者或读者，“提出比本书更合理的数据或结论”（卷1页678）。我们因而有理由期待他们推出更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论著。
       最后，想对他们的人口史研究提三点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应该继续现代人口史的研究。这部人口史的下限定于1953年，自然有其专业上的理由。不过，主编也已经认识到：“从中国人口史的完整出发”，还是应该“另有一本专写1953年以后的中国现代人口史”（卷1页36）。实际上，1953年以后的中国人口史，内容丰富，波澜迭起，只要敢于冲破禁区，实事求是，是大有搞头的。显而易见，这部现代卷也将会更有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二，应该加强人口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说来，这部人口史对于人口思想的研究略显薄弱，原因正如主编所说，“本书限于研究对当时的人口产生了具体影响、发挥了实际作用的人口思想”（卷1页88）。但这并不等于历史上未引起重视、没能转化为政策的人口思想，就不值得深入研究。这就好比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乾嘉时期也被主流学术所埋没，但他在学术思想史还是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许多人口思想是否也应作如此观呢？
       第三，应该做好人口史研究的普及工作。这部人口史巨著长达4000余页，除了少数专业学者，一般读者是不可能读之终卷的。因而，不妨可以仍由相关作者在各尽其长的基础上，重新编撰一部小型的中国人口史的普及读物，删去具体的考订与论证，将主要结论以生动通俗的文字表述出来，辅以最必要而关键的附表，让这一历史学的前沿成果，充分发挥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双重作用。想来，这样的中国人口史读物，应比葛剑雄教授当年独撰的《亿兆斯民》会更上层楼。不知各位学者有意于此乎？
       ——摘自《文汇报》2003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