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园星光史苑流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九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余子道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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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曦园星光史苑流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九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作者：	余子道主编
	定价：	180 元	页数：	515页
	ISBN：	978-7-309-15005-6/G.2106	字数：	610千字
	开本：	16 开	装帧：	精装
	出版日期：	2020年8月	本类其他相关图书
内容提要
前言从复旦邯郸校区正校门入内，往右拐即是望道路，西首路口有一处胜景，入口处见一石碑，镌刻着周谷城先生书写的“曦园”两字，笔力遒劲，自成一体。走过梅樱坡，朝东一瞥，青松岭上的卿云亭，傲然屹立，从亭上登高一望：见近处，曦园美景，一览无余，有荷塘、鱼池、凉亭、曲桥，还有那翠竹、桃树、红梅、垂柳；看远处，风轻云淡，苍穹无边。夜阑时，望星空——如果说在中国史学的星空里群星璀璨，那么复旦历史系的群星也定会引人注目，本书收入的15位教授——陈守实、周予同、耿淡如、周谷城、王造时、蔡尚思、谭其骧、胡厚宣、杨宽、章巽、田汝康、程博洪、胡绳武、金重远、朱维铮（按出生年月排列）,便是璀璨星空的一颗颗闪耀的明星，他们的人格魅力、学术思想，将永远在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史册上流芳。如今，进入了新时代，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以《曦园星光史苑流芳》为题，怀着诚挚的心情，继承和发扬这15位先贤的史学遗产，追寻他们的足印再出发，创造复旦历史系更加灿烂的明天。一、　历史学系的前世与今生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复旦大学自1925年设立史学系（1938—1949年改称史地学系），迄今已95年，桃李遍天下。这90多年的历史，反映着时代的巨变、社会的进步，是鲜活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和学术史的一个缩影。 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高等学校在各地创立，各校随之先后创建了史学系，北京大学率先在1919年首创，接着复旦大学于1925年创办，随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于1926年、辅仁大学于1927年、北京师范大学于1928年相继设立。在中国现代高等学校历史系设立的排行榜上，复旦历史系当在前列。 1925年复旦大学新设史学系，是在复旦创校20年以后。学校最初未设史地科，但由马校长亲自制订的学校章程规定，凡攻读政、法、文、商各科的学生，从预科到本科，每年都要把历史、地理当作必修课程，中外史地两课被列为“大文科”学生人人必读的通识教育项目。复旦历史学系自发轫之初，至1949年上海解放为止，在有资料统计的20年中，共有16届毕业生，毕业学生83人，平均每届5.1人。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为复旦大学及其历史学系开创了新篇章。 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一共和国重大的教育变革，使复旦文理诸系的综合实力大为提升，跨上了前所未有的新台阶，历史学系尤甚。由于江浙与沪上多所大学的著名史家加盟，复旦历史学系顿成东南史学第一重镇。经过院系调整后的本系，其阵营可谓秀冠群伦，在中国史方面，有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朱滶、田汝康、程博洪、靳文翰等，还有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家，如张荫桐、胡绳武、金冲及、赵人龙、吴应寿等。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经过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全系在教学体制、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教材编选等各个方面，无不创造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成就，为以后历史学系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正因为此，1961年初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对全国重点大学文科进行调研时，对北大、复旦两校文史系科评价颇高，认为在史学系科，复旦历史学系可居鳌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犹如春风拂面，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历史学科的春天。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复旦历史学系，度尽劫洗，所幸老成未尽凋谢，比如周谷城、谭其骧、蔡尚思、杨宽、章巽、田汝康、程博洪等，个个焕发出年轻人那样的活力，老而弥坚，奋发有为，在中外史学的诸多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1世纪伊始，复旦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内外大环境为校、系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复旦历史学系趁势而上，借助“外力”，修炼“内功”，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长足的进步，在继承传统中又有了创新。二、　先贤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复旦大学建校已115年，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复旦历史学系建系95年，亦具有深厚的学术文脉。须知，大学所承载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校庆也好，系庆也罢，该纪念什么呢？那就是学术。正如李大钊所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同样，复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的纪念，也应当首先关注“学术上的发展”。为此，我们从历史学系的历史上，寻找出对本系学术发展厥功至伟的这15位代表人物，从他们身上，遥看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是现代史学的发展史。众所周知，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或系所），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学术精神，而这些传统和精神的建设就仰仗于那些学术大家。旨在不断开拓与创新的历史学系，在当下迫切需要把这些先贤所熔铸的传统发扬光大，使他们的学术精神与信念薪火相传。先贤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从15位大家身上，我们试做归纳，列举以下几点。首先要特别指出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系先贤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激励历史学系师生不断奋进、不断求得“学术上的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精神遗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两周”的生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19年5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外交失败，消息传来，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北京学生更是义愤填膺，5月3日北京学生集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是日，周予同参加了第二天示威游行的组织筹备工作。5月4日，北京学生赴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行至赵家楼胡同曹宅时，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首先冲开大门，与周予同一起，撕下床上的帐子，取出火柴，点燃了熊熊烈火，史称“火烧赵家楼”。而周谷城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两周”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五四精神，星火不息，不断传承。即使在艰难的岁月里，先贤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也抱有希望。比如苦守在“孤岛时期”上海的耿淡如，因撰文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捕入狱，在狱中常赋诗作词，以寄托其爱国之情，后经多方营救才出狱。又如，同样在这时候，蔡尚思拒绝日伪当局的高职高薪，说：“哪怕给我一座银行，我也绝不当汉奸。”字字铮言，表现了一个中国学人崇高的爱国情操。身在海外的田汝康心系祖国，在新中国成立时，他是东南亚砂拉越地区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的中国人，后于1950年归国任教。先贤们教书育人，从事学术研究，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尽职尽力，在阴晴不定，甚至惊涛骇浪时，对祖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他们肩负时代的使命，担当民族和国家振兴的重任，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其次是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旦历史学系是与周谷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新学期欢迎历史学系新生的黑板上，常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周谷城”的标语，令人难忘。周谷城先后撰写《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历史学系博大精深的传统，周谷城身体力行，但他也由“博”返“约”，院系调整后改授世界上古史，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本系同仁亦并肩而行。仍以“四老”为例，周氏之外，陈守实笃信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周予同与耿淡如均有过编写本国史与外国史教材的史学实践，因而他们三位前辈即使从事各自的专长，即中国土地关系史、中国经学史、西方史学史，也都具有“通识”眼光。正因为如此，他们方能在各自专长的研究领域中游刃有余、业绩昭然。复旦历史学系博大精深的传统，是通过“通专并举”的教学体系来实现的。20世纪30年代，本系“通专并举”的教育理念就已确立，此后渐成制度。80年代初周氏提出的办系建议仍是“通”与“专”的兼顾，直至当今实施培养通才的“通识课程”等举措。以本系1964届毕业生为实例，或可佐证。这届学生于1959年入读复旦历史学系，正逢“教育革命”余波，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新修订的历史学专业教学计划仍强调要有“较广的历史科学知识”。此时学制为五年，先用一半左右的时间集中全力学习两门“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后全班学生按志愿分列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实为世界史）三个“专门化”方向，学习为各“专门化”方向开设的系列专业课程。在当时整个本科教学过程中，十分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辅之以相关配套课程，培养学生系统的中外历史学知识和文史哲各科的广博知识，以及写作能力。总之，“通专并举”的教学体系，成了践行博大精深传统的支撑点，由于这一方针的贯彻，历史学系造就了一批“通专”兼具的专业人才，他们在走向社会以后，发挥自己的“通才”优势，利用扎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赢得了同行的称赞。再次是独特的学术个性。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老教授们所彰显的独特个性永远是校园内的一道道风景。本书中的15位先贤，个个显示出独立不羁的学术风范与个性。前述“四老”之外，其他如蔡尚思之于中国思想史，谭其骧之于中国历史地理学，胡厚宣之于甲骨学，杨宽之于先秦史，章巽之于中西交通史，王造时之于政治学说史，田汝康之于中外关系史，程博洪之于拉丁美洲史，胡绳武之于中国近代史，金重远之于法国史，朱维铮之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等，都反映出我系成为专业人才的荟萃之地。如同我们在翻译界常说的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那样，他们创造了后人一时所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彰显独特的学术个性，日渐成了历史学系的办系理念，成了历史学系的又一个好传统。事实证明，由于确立了这样的办系理念，复旦历史学系才能不断发展，不断培养出为学界所公认的专家，于是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北大历史学系相比时“可居鳌头”，也可望在当今史坛擢居海内一流。彰显独特的学术个性，需要“兼容各家”的胸怀与气魄。在这里，老一辈为晚辈做出了榜样。比如，院系调整后，周谷城与耿淡如同在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工作，两人各有所长，相互合作，足足共事了25年，也和谐相处了25年。这不只是个案，谭其骧主持编绘的传世名作《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是“兼容各家”、团结协作精神的范例。这项重大的学术工程，面临着周期长、人员多的问题，参加者学风有别，个性各异，倘没有一种兼容各家、和谐合作的精神，那这部巨著的完成确实是难以想象的。此后这种精神薪火相继，始终坚守。在中国新时期历史学系所出的重大成果中，比如“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史丛书”等，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最后是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是复旦的校训，也是复旦历史学系的系训。本系9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属于那些矢志不渝、终身为历史学发展而献身的人。本书中15位先贤之事略，当为范例。前辈们那种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学风，令人肃然起敬，也令人称道。在此，我们还要特地添上一笔，为本系离退休老师点赞。他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越至老境，越加奋发，笔耕不辍，成就非凡，有的甚至比在岗时的成果还要多，令人惊叹。在他们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学问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三、　追寻先贤的足印再出发复旦历史学系，从1925年创系至今已95年。从人的生理年龄来说，90多岁当是耄耋之年，但从现代教育史来看，或与西方国家现代大学历史学系系史相较，我们只能称作晚辈。这让我们记起周谷城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说过，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学系是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系之一，周氏希望将来的复旦大学能成为“东方的牛津”，言下之意，是将复旦历史学系也办成“东方的牛津”。见贤思齐，向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借鉴他人办系的成功经验，不仅是老一辈史学大家周谷城的期盼，也是今天复旦历史学系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望。倘若说复旦人曾备尝艰辛而坚韧不移，今天复旦的发展壮大不可阻挡，那么历史学系的发展壮大亦不可阻挡，借助“外力”正逢时也，修炼“内功”有其底蕴，遂应天时地利人和，昂然开拓，铸就明日的璀璨。再过五年，就是复旦历史学系的百龄嵩寿、期颐之岁。在我们看来，只要历史之树常青，历史学之树也该是常青的。我们拥有90多年来积蓄的历史传统和学术精神，从中汲取资源，汲取养料，我们的历史学系将永葆青春之活力，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揣一缕世纪的霞光，采一片绚丽的卿云；博学笃志，薪尽火传；切问近思，求索无疆。唯听驼铃声声，追寻先贤的足印再出发，探寻一流路，始终进行时，百年风云写春秋，旦复旦兮风华在！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复旦历史学系建系75周年所编《笃志集》、80周年所编《切问集》之“代序”、专文和“编序”（分别由张广智、邹振环和朱维铮执笔）。特此说明，并致谢忱。本文执笔者张广智 2019年6月
作者简介

书摘
目录陈守实求真守实抉奥探幽——陈守实传姜义华再释陈守实师《读蔡著〈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允佳周予同周予同教授与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朱维铮文章丹心共辉光——周予同传廖梅耿淡如垦荒者的足印——回忆耿淡如先生张广智追忆耿淡如老师黄瑞章周谷城周谷城自略周谷城斯人虽逝风范永存——记周谷城先生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二三事李春元学者何为？周谷城为我们树立楷模——兼论周谷城先生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当代性顾晓鸣 “纵论古今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周谷城传武克全两部史书通古今——评周谷城《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张志哲王造时王造时自述王造时王造时——爱国君子、民主斗士、著名教授何碧辉蔡尚思我是怎样冲破重重难关的——有关治学的精神和经验蔡尚思巍巍师表学界楷模——缅怀一代史学大家蔡尚思教授余子道当代墨家巨子蔡尚思——贺蔡尚思百岁华诞姜义华博古通今的蔡尚思先生吴瑞武李妙根百岁华诞出奇迹——记从副校长岗位退下后的蔡尚思傅德华谭其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学习季龙师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邹逸麟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王文楚悠悠长水求索时空——谭其骧传葛剑雄胡厚宣人生漫漫为“甲骨” 胡厚宣我的求学历程和早期考古活动胡厚宣胡厚宣先生与甲骨学商史研究吴浩坤胡厚宣对甲骨文研究的重大贡献赵诚杨宽杨宽先生与他的史学研究钱林书杨宽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成就高智群章巽婺州学子多俊彦丹枫接钵继前贤郑宝恒田汝康田汝康与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周兵桃李不言自成蹊——记我与田汝康先生的交往兼评其芒市傣族研究及其对人类学的贡献褚建芳田汝康先生的非凡学术生涯傅德华程博洪程博洪先生——从名门望族走出的布衣教授刘文龙陈才兴缅怀恩师程博洪先生张森根胡绳武胡绳武自述胡绳武忆合作数十年的老大哥：胡绳武金冲及怀念胡绳武先生王鹤鸣金重远永远难以忘怀的金重远老师潘光读书·教书·著书：任重而道远顾云深金重远教授学术生平张勇安赵庆寺朱维铮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邹振环复旦兮忆吾师李天纲朱维铮先生的学术历程刘涛附录 15位教授主要论著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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