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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与互洽:产学研合作中政府与市场作用机制研究
作者:
张晖明 张亮亮 著
定价:
32.80 元
页数:
246页
ISBN:
978-7-309-10258-1/G.1260
字数:
200千字
开本:
32 开
装帧:
精装
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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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推进改革全面深化(代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六个年头,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从“市场取向”的改革举措起步,旨在解决国民经济运行管理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僵化方式,通过放松管制,赋予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企业和居民个人——在分工交换关系处理中的自主权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包办一切”做法得到改变,对应于“计划经济”管理手段,经济生活中成长出“计划外”采购、生产、销售、定价、用工等灵活形式,作为“市场”的力量顽强生长,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类主体对于“市场”和市场机制作用机理的理解和驾驭能力逐渐提高。乘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任务在理论上得到明确,这就是十四大所提出的 “发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作用,为市场调节机制定了位。现如今,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居民生活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已经放开;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对于日常经营活动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利;劳动者就业和劳动工资发放水平的决定、货币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处理也已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特别是社会再生产管理活动中,联系行政体系层级加以考察,基层政府部门和行政组织能够直接感受到市场力量和调节作用的存在,这种力量和作用在不同的政府组织层级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层级越高,改革所促动的变化影响相对较弱,政府相关部门的施政行为方式尽管有所变化,但在市场推进面临波动或碰到不尽如人意的“突发事件”面前,还是会本能地回到政府“直接操控”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对于如何彻底放开市场,似乎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正是这样,国民经济运行管理活动内容在资源型产品(包括能源、铁路交通服务、金融、电信服务等)定价方面没有完全放开,与之相关的是基础性产业部门(包括金融、银行、电信、石油、铁路等)的准入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开放,市场的调节机制依然没有真正植入。正是由于这些产业部门处在国民经济体系构造的“上游”,它们的运行方式直接决定和影响了“下游”企业和国民经济活动,资源型产品定价方式的不合理以及进而导致的高定价,实际上是抽取了下游使用这些资源和服务的企业的效益,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运行各部门和管理环节的“耕耘”以及市场化“转轨”进入十分敏感的“深水区”。这里所碰到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在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除了以上所述的社会再生产活动的经济运行管理内容,与之相伴相行的科技研发投入和管理活动领域,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科研管理体制、研发资金的投入方式、科研立项的审查评议方式、科研活动的组织方式等方面,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尽管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确实不能尽如人意。如何推进改革深化,创新科技管理体制,使之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步伐,有机地嵌入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并有效运行;如何回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变化对于研发活动的影响,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关系;如何评价科研人员的劳动,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如何摆正政府与市场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地位——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加以解决的课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段论述揭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进程正是处在重要的关键性阶段,这一论述既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来已推进的成功举措和工作经验的认真总结,也是与党的十四大所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发挥“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理论命题相呼应,表明了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不会动摇,改革攻坚的工作努力不能懈怠,推进体制转轨的工作进程不能停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启发人们理解其“基础性”地位和作为调节机制的“第一性”,以此来理解认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协调产学研合作关系中,同样也需要摆正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梳理,结合经济运行调节机制特点,准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其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运行的调节手段要么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的调节(即计划调节),要么是经济活动分工主体以竞争合作关系所展开的自发的调节(即市场调节)。对于这种调节手段的选择和对这种调节手段相互关系的处理方式,决定形成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鉴于经济活动参与主体数量和经济活动内容的多样复杂,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让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博弈求得均衡,在频繁反复的竞争博弈关系中逐步发现和实现均衡,表现出市场对于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直接的激励和约束,使经济运行在信息处理、动力机制和激励约束等方面保证了运行绩效。而计划经济体制只是在经济运行的结构比较简单、经济生活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直接的计划行政措施可以迅速解决存在问题时才显出它的“高效”或相对有效。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采取的直接计划措施,迅速推进建成独立工业体系。当经济运行进入比较常态的情况下,政府集中计划难以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再生产经济信息和企业、居民个人的多样性的供给需求平衡关系。集中计划管理的方式还抑制了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和居民的竞争激励作用,使国民经济运行丧失活力。
       第二,基于对“政府”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的认识,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在发挥作用的机理和作用展开层次上孰先孰后,或者说哪个是“第一性”的?如前所述,伴随人类社会大生产进程,对于再生产调节手段的运用,是市场机制作用在先,当市场发生失灵时,政府之手才会出招,用以辅助解决市场机制所存在的失灵或不足。这是从历史变迁的视角看出来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再从两者发挥作用具体的方式和内容来进行分析,市场机制表现为现场的当事人之间直接的竞争博弈和约束收敛,因而及时有效产生对当事人的后续行为的调节。而政府的计划调节,表现在宏观总量上的计算掌控,得出相应的调节措施设计。这种计划设计内容不是空穴来风,计划本身必须建筑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正像当年孙冶方先生所说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就是说,市场是第一性的,计划是第二性的。政府的调控之手必须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而是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在市场作用失灵时,政府才不得不出手加以调控,而且这种政府调控必须符合市场自身的客观规律。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所面临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也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服从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所有制结构、产业规制方式、投资管理体制、资源定价体制、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企业家任用方式、政资政企政社政事关系处理等方面,表现为“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改革的努力朝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推进,从转轨特点考察,旧有的计划管理方式如何退出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里有一个政府与市场两者作用地位的替代问题,尽管改革已经取得成效,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这种替代,但是,在涉及产业准入领域、投资管理、资源型产品定价等领域,在社会文化科技投入和事业发展领域,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创新,需要加快努力前行的步伐,探索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之手”成为“第一调节”之手,“政府之手”从原来的直接操控方式有序退出,同时又能够发挥基于市场调节力量的辅助力量,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防止“市场失灵”发生或者说及时弥补市场可能发生的失灵,以减少市场失灵冲击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的震动和损失,形成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继续推进资源性产品定价体制的改革、推进产业规制方式的改革、推进企业家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由此形成全面完整、客观科学的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管理水平和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都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上述改革任务聚焦在对于政府管理工作机制的改革、对于政府调控管理经济运行的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进而对于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要注意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根据《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任务,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涉及的相关因素比较复杂,需要有科学全面的“顶层设计”,需要有对于改革推进工作阶段的科学严密的规划,需要创造相对宽松的理论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需要有坚持改革开放实现改革目标的信心和决心。相信我们在认真总结既有的改革经验和对处理好政府市场关系相关理论有深刻的认识理解的基础上,依据顶层设计所明确提出的工作任务,从自身实际出发,勤于实践,不断摸索总结,一定能够探索培育出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新型包容互洽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完善。
      

作者简介

书摘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国内产学研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节 关于产学研结合的科技进步机制的模式
       第二节 关于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内容与发育演进
       第三节 政府和市场在产学研合作机制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章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第一节 市场机制条件下的产学研合作动因解剖
       第二节 不同国家产学研合作机制特色比较
       第三节 产学研合作机制及其效应释放
      
       第三章 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概述
       第一节 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的参与主体
       第二节 产学研合作模式的作用机制
       第三节 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动力机制分析
      
       第四章 国外产学研合作的经验借鉴
       第一节 对美国硅谷模式的重新审视
       第二节 西班牙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经验研究
       第三节 加拿大产学研合作实践的最新启示
       第四节 日本的产学研合作实践
      
       第五章 国内产学研合作机制解析:以上海为例
       第一节 上海的产学研合作现状
       第二节 基于企业的视角:宝钢、上海电气的产学研合作启示
       第三节 基于大学的视角:复旦与上海交大的产学研合作案例
      
       第六章 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定位
       第一节 关于政府定位与职能的一般讨论
       第二节 产学研合作中的政府定位分析
       第三节 现行产学研合作中政府定位及政策述评
       第四节 产学研合作中政府定位的扩展分析
      
       第七章 市场机制与产学研合作
       第一节 关于市场机制的一般讨论
       第二节 产学研合作中的市场机制作用
      
       第八章 产学研合作中现存企业行为分析
       第一节 对企业为主体合作模式的理论概述
       第二节 现存大型企业的合作行为分析
       第三节 现存中小企业的合作行为分析
      
       第九章 产学研合作中潜在企业家行为分析
       第一节 知识溢出与企业家关系的回顾
       第二节 知识溢出与企业家
       第三节 内生企业家与知识溢出的数理分析
       第四节 潜在企业家与企业家资本第十章 政策启示
       第一节 短期政策分析:针对现存企业的政策建议
       第二节 中期政策分析:针对现存企业的政策建议
       第三节 长期政策分析:针对潜在企业创立的政策建议
      
       附录
      
       参考文献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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