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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经学与经学史——《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
朱维铮

       经学在中国很古老。倘若将公元前一三五年西汉帝国当局宣称“儒术独尊”视作起点，倘若将一九一二年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废止读经”看作终点，那末以不同形态相继君临中世纪列统治学说领域的经学，已经走过了两千来年的漫长旅程。
       经学史在中国却很年轻。即使从晚清初具近代史学观念的维新人士的所谓经学论著算起，到上个世纪末，这门学科的历程，也只有一百多年，况且它的生存还倍历坎坷。
       人所共知，民国八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斗士们，曾赋予运动一个任务，唤作‘打孔家店”。历史表明，对于中世纪经学诸形态的逐个批判，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已提上学术研究日程。这一取向，曲折隐现于全部清学史。随着晚清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潮日趋高涨，到清末已出现群言交攻孔子的场景。“五四”那班新青军们，还在“洪宪帝制”锣鼓敲响之际，但已声称孔子与董仲舒实为“筹安会”的政治先驱，可知“打孔家店”与清末否定孔子思潮的直接联系。
       虽然清末民初的激进学人，自以为将孔子与经学一起攻倒了，但正如民初南社一位诗人悲吟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那表征之一，显然在于帝制复辟、军阀专政总以恢复“读经”为先导。
       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余波来平，当年集合在《新青年》、《新潮》旗下的一批年轻学者，或致力于古史典辩伪，或转向于经学史研究。关于后一点，我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的后记《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一文中，已尝试通过范型分析予以考察。
       作为周予同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讲授“中国经学史”的首届学生，作为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六一年起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主要助手，我对周先生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动因、思路、体系和见解，不能说不熟悉，却在那些年里没有起过涉足这门学科的意愿。
       这并非由于我对经学史不感兴趣，而是以为术业当专攻，此前我已经将中国土地关系史定作专业方向。没想到专家没有做成，凶猛的“文革”风暴就首先摧毁了史学领域，我也终于被抛入“牛”群，由囚徒又变成“监督劳动”对象。在被由一家工厂赶到又一家再一家工厂的那些岁月，前路茫茫引发的无尽苦闷，使我惟有遁人经史旧籍，以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的黑夜。
       岂料那些年，不知读书尚有何用，但为读书而读书，反而从所谓经传经解及正野诸史的逐卷通读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以往为教书作文而读时熟视无睹的众多历史疑难，并引发沉思。当然，借书解忧只是幻想。窗外日夜嘶吼的各派红卫兵的广播喇叭，时时提醒恶斗仍酣。所谓专案组的不断审讯，包括“周予同专案组”，也视我为周先生“三反”言行的主要知情人而不停骚扰（可看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前言），更总在告诫我面对的现状多么可怕。
       于是，一个疑问也随之冒出来了：五四运动过后，周予同先生曾着文指导经学已成“僵尸”，胡适也曾借用西方汉学家的说法，宣布“儒教死了”，果真如此吗？
       疑问总在脑中萦绕，也就使我常常想起百年前马克思的一段名言：“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不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捉住生者。”（见《资本论》初版序，据郭大力、王亚南译本，文中重点是原有的）这是不是答案所在呢？我不知道，但知道历史的问题只能由历史本身于以说明。
       那场风暴总算成了气旋，我也总算恢复教职。虽然作为人文学者最好的年华已经消逝，但我还是希望不虚此生，开始探索从孔子到康有为、章炳麟那一串“死者”，到底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间，各自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其中便涵泳着属于经学史的无数课题。我的职责首先是教书。既然从业方向已转移，开设的课程自然包括中国经学史的导论或专题研究。
       用不着重提中世纪的经学遗产多么庞大。从经学史角度审视这笔遗产，不能拒绝利用百余年来累积的研究成果，也不能陷于因袭；不能没有思路、方法乃至体系的突破，也不能沦为臆断。近年海内关于经学史的专门论著，数量日增，内容呢？恕我直言，多半属于陈陈相因，一“陈”在于述史”无新意，二“陈”在于论史重弹“反右”以来纲举目张的老调。有的似乎力求创新，但令人读后只感到论者存心“自我作故”，仿佛经学史研究从其人其书才刚开始拓荒，乃至全书既不提百年研究史，也不列参考文献。于是，我在讲授经学史过程中，总想发现可供研究生参阅的新出论著，到头来还是只好请他们去看清末民初的那些论著，如廖平、康有为、章炳麟，皮锡瑞、刘师培、崔适、钱玄同、周予同、范文澜、钱穆、马宗霍，以及并不以经学史有特见著称的梁启超、胡适、顾刚等的旧著。尽管我以为这些旧著，经常显示卓识与偏见共生，特色与谬说并存。
       需要说明，海峡彼岸的经学研究从未中断，引人注目的硕果累累；日本汉学界于经学史的多种专著，虽给人重叙述轻创见的印象，但在从矛盾陈述中清理史实方面，也可资我们参考。至于近年号称于中国经学史有独创见解的某些外人著作，在我实在不敢恭维，以为只好称作增懵。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绍述前人固然是继往的前提，突破旧说也当属开来的起点，但任何个人要想在这门学科有所建树，起码有三件事要做。一是必须重新考察相关历史资料，二是必须重新论证可作研究出发点和依据的基本史实，三是必须就史论史地剖析经学史行程中的形态差异及其内部联系。很可借，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我还没有发现一面从事经学原典的校勘整理，一面选择若干关键课题力求复原历史实相，同时也针对这门学科的新旧传统陈见，尝试作出合乎历史的说明．这样的新著曾在大陆出版物中出现。
       我不敢自诩经学史研究在总体上已度越前贤，却以为关于这门学科的定义、角度、考史及通说诸方面，已刊诸文似非无见。由于拙文以往多散刊于过度专门的载体，缺乏接受更多读者批评的机会，因而屡经犹豫，接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建议，选择若干篇向读者求教。
       本书是我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论著，首次结集。按照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设计，收入本书的论文限于十篇。感谢陈麦青先生和廖梅女土，他们已经先期确定选目，使我只能遵命校阅。
       在校阅中，我做的事，一是稍事修改，主要是统一辞汇，二是补列子题，三是删削可有可无的若干字句，四是添入若干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字。修改以附录选读文献提要较多，个别篇目作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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