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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烟海:读《明人诗话要籍汇编》之随想
叶 晔

       在学院式的科班教育中,低年级的学生经常听到老师的谆谆教诲:唐以前的文献,究个人毕生之力,或可穷尽;宋以后的文献,只能量力而行,整体把握。近二十年来,随着一系列宋元分体总集的出版,对宋元文学的完整把握,似乎成为可能;但即使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也没人敢讨论穷尽明清文学文献之可能,这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话题。如果说唐宋以前的文献是山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棱骨,那么,明清以后的文献是烟海,让人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浩无涯涘。重整山河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学界已有共识,赵逵夫先生在编的《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陈尚君先生对《全唐诗》的校订新编,都是这种共识的体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同烟海的明清文献,连最基本的廓清和蠡测都还没有完成,又谈什么重整呢?
      
       从“廓清烟雾”到“重整烟海”
       “烟海”一词,常用来形容明清文献的不可控性。烟,指清晰度上的不如人意;海,指整理深度、广度上的力不能及。过去三十年,明代文学的学者们,一直在从事廓清烟雾、勘探海洋的工作,无论已见成效的《全明散曲》《全明词》《全明诗话》,还是举步维艰的《全明诗》《全明文》,进展虽各不同,但都代表了明代文学文献整理的一种沉潜姿态。当然,考虑到明代文献的整体规模,大军未动而小部队先行,以探现存文献之深浅虚实,是较稳妥的做法。而在明代文学文献中,赋、词、散曲、诗话、文话等,属于数量可控的文体,故相关整理工作,理所当然地走在了明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分体总集整理的先后,未必取决于作品的质量,同样关系其操作的可行性,此为上世纪明代文学文献整理之方向。
       新世纪以来,随着古籍影印技术的发达,及互联网和数字化工程的推广,我们能看到的善本数量,远非上世纪的学者可比。明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大量的文献辑补工作。《全明词补编》《珍本明诗话五种》《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等,就是对《全明词》《全明诗话》的查漏补缺。在此辑补过程中,整理者逐步认识到,前辈学者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仅在文献的考察面上观照未周,在文献版本的收集和判断上,亦有时代的局限。这个问题,在《全明词》出版之际,就被学界同仁指出,并引起激烈的讨论,故周明初教授在完成《全明词补编》后,便循序渐进地开始了重编《全明词》的工作。陈广宏、侯荣川先生的《明人诗话要籍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亦应放在这样的学术史视野下予以考察,方可领会其用心。作为这两个项目的近距离观者,笔者有一些想法,愿与诸先生分享。
       就课题初衷而言,学界之所以重编《全明词》《全明诗话》,首先在于原有版本不能反映时代文体之全貌。《全明词》录词两万首左右,重编《全明词》将超过三万首;《全明诗话》录诗话九十一种,重编《全明诗话》将超过两百种。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让我们对明代分体文学的整体面貌有全新的认识,故虽曰“重编”,其实是一个继续廓清、蠡测、追求全备的过程。但在此基础上,编者们又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旧编在典籍底本的选择上,因时代之局限,存在较大的判断偏差。饶宗颐、张璋先生编《全明词》,征引民国《惜阴堂丛书》,已被学界指摘;周维德先生编《全明诗话》,也有不少以清本作底本的情况。笔者无意苛责,如余嘉锡评《四库全书总目》,“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几位先生已做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极致,而身处新时代的学者,之所以能做出更优异的成绩,也是建立在更便利的文献基础之上。
       但既然我们认识到这一局限,那么,重新整理就是必须直面的一件事。《汇编》所选明人诗话五十种,多以明本为底本,少用清本;对不同的明本,更是辨析源流,择善而从,密实有据。作为“重整烟海”事业的一部分,眼前的《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十册,在名义上,是新编《全明诗话》的阶段性成果,其实它还有另一个身份,即第一部推出阶段性成果的重编明代分体总集。这固然是作为著述总集的《全明诗话》,较之作为作品总集的《全明词》的独有优势,但我们必须承认,《全明诗话》的重编经验,因其多样化的阶段性成果,得以循序、可视地呈现在学界面前,这将为以后的同类型工作,提供很多宝贵的可借鉴之处。一方面,考虑到《全明词》《全明诗话》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相似的困难,我们有理由认为上世纪的明代文学整理,因时代之局限而存在某些共同的缺陷,尽管学界尚未对《全明散曲》有较多的质疑,但考虑到它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实有重新考察其征引版本的必要;另一方面,至今尚未成型的《全明诗》《全明文》项目,亦可汲取同类项目的已有经验、教训,倚赖新时代的文献检索优势,跳过已非必要的“廓清-重整”两阶段,更直接、更高效地完成整理项目,避免学术资源的浪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亦学界之福。
      
       底本:作者权威的个人性与社会性
       “重整烟海”的关键一步,是对底本的重新选择。《汇编》对诗话版本源流的梳理,及对底本的慎重确定,是主事者用力最多的环节。其选用底本之精准,校本之丰富,实为信息时代与传统校勘学相结合的产物。
       李东阳的《麓堂诗话》,常见的三个整理本中,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全明诗话》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明诗话全编》据《历代诗话续编》本,三家底本皆为清本。《汇编》则以明正德二年《艺海汇函》抄本为底本,较之清人删改,更体现作品原貌。杨慎的《升庵诗话》,《全明诗话》据《历代诗话续编》本,彻底打乱作品原貌,无法反映杨慎诗学文献之编例及诗学思想之变化;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以万历四十四年序刻《升庵外集》本为底本,亦非杨慎生前刻本。《汇编》则先以明嘉靖二十年序刻《升庵诗话》、嘉靖三十一年序刻《诗话补遗》为底本,录其完帙,然后再行辑补,更接近作家的文本原貌。以上二例,整理者易清本为明本,易万历本为嘉靖本,皆为更好地呈现作品原貌,及其所对应的作者意图。
       客观地说,在现有的文献条件下,找到诗话的初刻本,固然要花不少工夫,但难度与上世纪相比,不能同日而语。用明本替代先前因客观条件所限而将就使用的清本,是明人著述整理的必然趋势。由于涉及作者意图,我们对此不会有太多的犹豫。不过,明人诗话版本复杂,还有一类特殊的情况,即一些作家在生前不断地修改、增订诗话内容,有多次刊刻的修订本存世。如胡应麟的《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校点本据日本贞享本为底本,《全明诗话》据明江湛然本为底本。《汇编》在对早期版本作详细考察后,指出日本内阁文库藏少室山房本《诗薮》为胡应麟的最早自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少室山房本《诗薮》为胡应麟的修订再刻本,最终选择南图本为底本。又如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校点本、《全明诗话》本、《明诗话全编》本三种,或据1922年上海仿宋聚珍字排印本(据陈所学刻三十八卷)为底本,或直接以陈所学刻本为底本,《汇编》则追本溯源,采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五年修订稿本为底本。由上可见,《汇编》更倾向于以作者晚年订本为底本,认为反映了作者最成熟的文学思想。
       但在严格意义上,无论早期文本,还是晚期文本,都是作者某一学术阶段的思想体现,用晚年的修订文字来替代早年的思想经历,即使为作者自我涂抹,是否具备学理上的合法性?
       笔者以为,底本选择中对作者个体意图的重视,只能视为合理;对作者与出版者之间契约关系的认可,方可视为合法。这种合法性,又进一步指向了常见版本之社会效应在底本选择中的重要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校勘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作者意图理论到文本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从弗雷德森•鲍尔斯主张作者权威的个人性,强调“作者本人未受干预的意图”,到杰罗姆•麦根主张作者权威的社会性,认为底本应是一个“作者与出版机构分工合作,最终展示给公众”的文本。借此观察明人诗话中的作者修订现象,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以许学夷《诗源辩体》为例,其早期刻本有万历四十一年刻十六卷本、崇祯十五年陈所学刻三十八卷本,后者为前者的增订本,也是一直以来的最常用版本;另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明崇祯五年三十六卷修订稿本,此本涂抹删补之处颇多,而后出的陈所学本未按作者意见处理,故整理者认为,看似全备的陈所学本,不能算是忠实体现作者最终删定面貌的善本。《汇编》以修订稿本为底本,以陈所学本为参校本,从尊重作者意图的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陈所学在《诗源辩体跋》中说过,他遵从外父许学夷遗言所嘱,“偕景略、慕生两先生互相校雠”“复供梓人于本邑道房逐字校订”。由此可知,一,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已经达成;二,主持出版之人对待此事,有非常严谨的态度。更何况从后世接受来看,崇祯五年修订本为稿抄本,其流布有限,陈所学刻本才是影响范围大、时间久的本子。考虑到底本也应承担作者权威的社会性一面,《诗源辩体》的底本该如何选择,或可作进一步的商榷。
       一般来说,诗话版本越复杂,其批评史位置越重要。但限于体例和篇幅,无论是《汇编》,还是日后的新编《全明诗话》,都不可能以精校、汇校的形式,将重要诗话的版本面貌,完整、全面地呈现给读者。据笔者所知,《汇编》整理者曾对《诗源辩体》的万历本、崇祯本作过互校,最后因异文大多,担心影响阅读而作罢;对《艺苑卮言》的整理,更直言“因六卷本、八卷本与《四部稿》本文字差异极大,除个别文字的讹误缺漏外,不校其异同”。从总集的角度来说,这样处理没有问题,但由此损失了大量异文信息,又让人深感遗憾。笔者以为,对《艺苑卮言》《诗薮》《诗源辩体》等在作者生前有过多次修订的诗话著述,或可组织一套《明人诗话汇校本丛刊》,对每部诗话的文字进行精校、汇校,单行出版,为明人诗话的经典个案研究提供实在的方便。
      
       重整视野下的明人“诗话”格局
       任何断代分体总集的整理,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学界。以往的学术传统,强调古籍整理应冷静地呈现文本原貌,不可引入过多的编者意图。陈广宏教授将要完成的新编《全明诗话》,是努力保持一种冷静的古籍整理态度,还是有意识地体现编者的学术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汇编》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不满足于对文学文献的静态整理。
       如前所述,《汇编》的首要贡献,并非对新材料的挖掘,而是对常见材料的重新定本。《汇编》溢出《全明诗话》之作,只有《南谷诗话》《过庭诗话》《傅与砺诗法》《新编名贤诗法》《诗法》《词府灵蛇》《吟窗小会》《谈艺录》《诗纪匡谬》《杜诗攟》十种,占《汇编》总数的五分之一而已,尚不足以改变《全明诗话》所呈现的明人诗话整体格局。
       但我们应认识到,《全明诗话》作为全编本,它所呈现的整体格局,是总集编纂的无意识产物;而《汇编》作为要籍选编本,选取了五十种诗话,带有自觉的选本意识。它分诗话、诗法、诗评三类,在同一类型内部,又精选要籍,依成书时间编次。这种体例形式,既凸显了明人诗话之“要籍”,反映了明诗话在历时发展中的经典化成果;又确立了明人诗话之“类型”,呈现了明诗话的整体格局及多样形态。达到了纵向、横向的双重编纂效果。
       长远来看,这部《汇编》一旦扩容为“全编”,体例必然有变。一方面,如何完善分类,以展现逾两百种诗话的形态面相,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要籍”的淡出,所有作品将一视同仁,如何在全编中体现诗话的经典化成果,更是一个难解之题。笔者之前强调底本的社会性,于此愈显重要。因为诗话总集的整理,不同于单行本的整理,在数字化的技术形势下,它很有可能将承担起建构“中国诗学”文本网络的功能。这个文本网络,不仅指传统史料学意义上的史源关系,更强调书籍史、阅读史意义上的文本间的现实关联。如大多数清人读到的《诗源辩体》为陈所学刻本,就意味着在清人的明诗学知识体系中,《诗源辩体》一块的阅读经验,来自于陈所学本,而非其他。从这个角度来说,选择最常见的可靠版本为底本,是明人诗话之经典化成果的另一种展现方式,并得以与清人诗话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关联。
       同样在今年,陈广宏、龚宗杰先生推出了《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陈教授在前言的结尾处,希望通过对明人诗话、文话的整理,将“诗文评”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甚至期许下一个目标,是对明代诗文总集的整理,因为那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独特组成部分。如果说《汇编》的整理,呈现的是明诗话内部的横向、纵向格局,那么,将明人诗话、文话、诗总集、文总集的整理,一并纳入“诗文评”的世界之中,隐约流露出的,是编者建立明人文学批评之跨文体格局的学术理想。其效果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之。
      
      
       原文节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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