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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疼痛》警世语录
摩罗
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的危机，迟早会以政治认同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包括文化权力在内的一切权力的博弈，最终都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中，真正的隐患也许就在这里。
      
       两百年来被撕裂的疼痛，消耗着民族的膏血，也积聚着某种精神能量。这种能量有可能导致新生，然而也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撕裂。一位患脑肿瘤的朋友曾经跟我说，在开刀以前，他以为切除肿瘤是最大的疼痛；切除之后，他以为化疗才是最大的疼痛；化疗失败之后他才知道，最后的崩溃才是最大的疼痛。
      
       国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与此相对应，国民性批判一般都是强者对弱者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与否定性评价。通过这种反复不断的负面言说，让弱者认清自己的弱者地位，更驯良地服务于强者即批判者的利益需求。
       所以，所谓国民性批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所批判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在于必须通过这种言说建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被批判者如果企图通过改过自新、洗心革面摆脱那些被建构的劣根性，以便得到批判者的认可和赦免，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妄想。人类驯化牛的历史大约五千年，牛的克勤克俭、忠于职守已经完美得无可挑剔，可是牛永远摆脱不了那根皮鞭和那一声呵斥：孬种！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核心机密。
      
       西方殖民者用枪炮征服了中国，同时用这一套国民性批判话语，摧毁中国人的文化尊严，诱导中国人自觉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欧洲国家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是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的诬陷，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整体性歧视。
      
       自古以来国民性批判中的权力关系，由一重增加到两重。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实行着整体性的国民性批判；中国的精英群体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于中国底层群体的支配权，不断地对中国底层群体实行着国民劣根性批判。
      
       国民劣根性批判问题，始终是一个权力问题——它是确定并巩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政治方式，虽然它以文化的名义表现出来。中国精英群体在殖民者面前，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之后，将这种失败的责任归结为底层社会的愚昧、迷信、保守、邪恶，迅速地给自己规定了启蒙权、领导权。他们在殖民强权面前的失败感，迅速更换为面对阿Q、祥林嫂们进行启蒙的崇高感。他们以这种方式崛起为文化英雄和这个民族的新的领导群体。
      
       从权力发展出人文学术及意识形态，又从人文学术和意识形态发展到权力，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过程。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关系到我们对于国民性批判的历史文化意义的真切理解，甚至关系到我们对于当下中国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解。
      
       三百年前西方人卖上帝，今天西方人卖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五百年殖民史上，西方人所出卖的价值，跟财富一直构成逆向运动。上帝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美国模式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普世价值流向东方的时候，东方的财富大规模流向西方。
      
       简单地说，每个小圈子建构的人文价值，就是让本小圈子的人活得更好，并设法让大圈子的人为咱们小圈子服务（为我们生产剩余产品）——或者主动，或者被动。
       所以，人文价值并不是什么普泛的、神圣的东西，而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倾向、利益倾向的文化观念。
       说得更为抽象一些，人文价值乃是对物质利益的精神化描述。
      
       将权力包装为精神化的产品，灌输给被支配、被奴役的群体，就是成本最低的统治方式。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化政治学。
      
       国家制度保护下进行的抢劫，跟原始社会的抢劫虽然具有形式上的重大区分，但在价值依据上，显然与原始社会的抢劫存在着共性。它们共同的价值标准就是“掠夺他者（大圈子）的财富和生命，成全自己（小圈子）的需求和幸福”。
      
       所谓人文文化，就是人类对于自己过于奢华的欲望和需求所进行的文化包装、价值升华。每一个建构人文文化的小圈子，都是为了用这种文化满足这个特定小圈子的利益和需求，而小圈子的利益与需求，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对于大圈子的掠夺与伤害。
       所以，如果认为人文文化本身就是价值，如果认为人文学术体系具有普遍性真理，如果认为某个特定小圈子创造的人文价值适用于全人类，那是一种或者有意或者无意的错误信念。
       为什么有人有意犯错？那是为了向大圈子推广自己小圈子的文化，并且将此种文化力量兑换成政治权力和物质利益。这种有意犯错也是人文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依然是指向权力和利益。
       为什么有人无意间犯错？那是因为他在“政治推广”和“文化推广”的强大攻势下上当受骗。
       为什么国家制度保护下进行的抢劫，在价值依据上与原始社会的抢劫存在着共性？那是因为，无论是在互不统属的氏族组织之间，还是在国家制度框架之中，都具有同样明显的群体区分，所有大大小小的群体所形成的关系，逃不脱小圈子与大圈子的关系模式。上文总结的“掠夺他者（大圈子）的财富和生命，成全自己（小圈子）的需求和幸福”的原则，在国家框架下，由于阶级分野十分明显，往往显得更加突出。
       我们如果将括号内“大圈子”、“小圈子”替换为“多数人”、“少数人”，或者替换为“底层阶级”、“精英阶级”，就能更加准确地描述国家框架下的群体关系。
       “掠夺他者（多数人）的财富和生命，成全自己（少数人）的需求和幸福”，或者“掠夺他者（底层阶级）的财富和生命，成全自己（精英阶级）的需求和幸福”，就是国家所奉行的价值原则。
      
       某个政治实体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普世化，而刻意强调自己的文化是普世文化、自己的价值是普世价值，这恰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点小奥秘。只有像中国五四时贤这样的精神崩溃的群体，才如此缺乏判断力，竟然看不透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奥秘。
      
       在社会这个硕大无比的市场上，接受一种知识并不是选择的结果，配合一场交易也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某种特定权力控制下的特定制度框架中，不能不接受、不能不配合的结果。
      
       任何一个群体的文化，都是他们的利益、尊严之体现。任何一个群体如果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人的文化，也就是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尊严，也就是或被迫、或情愿为成全他人的利益与尊严服务。
       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群体主动放弃中国文化，接受并崇拜西方文化，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民性格等等进行卑贱化描述和批判，实际上就是成全了西方的霸权和利益——虽然他们的主观意图未必如此。
       为什么在二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东方世界的资源、利润、劳工、政治、文化都获得了控制权，原因之一在于像中国这样的弱势国家，大多接受并崇拜以西方人的利益和尊严为核心的西方文化。
       接受了他们的文化，就必定会自觉地围绕他们的利益打转，就必定会不自觉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当中国学者沉迷于美国所推销的“美国模式”的文化价值的时候，推销“美国模式”的美国学者却只关注这个概念控制世界的战略意义（政治角度）和它所能折算的利益（经济角度）。
       所以，处在同一个利益格局中的不同政治实体，任何层面的博弈都是政治和利益的博弈，在文化上自我贬抑、自我诋毁只是误国误民的书呆子的愚蠢行为。中国多的是这样的书呆子，少的是透过文化看利益、利用文化谋利益的战略家。
       那些在文化上自轻自贱、崇拜外族的人，实际上是拿民族利益赌气。
      
       所谓人文学术体系，不过是为现实的精英统治建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体系。
       每个时代都需要不断充实这个精英意识形态体系，这就给文人学士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皇族不但需要官僚群体为之实行社会控制，还需要文人学士论证皇族权力的正当性和有关政策的合法性。在收“保护费”的皇族和交“保护费”的广大百姓之间，文人学士愿意站在谁一边？这看上去是一个需要选择的问题。但既然皇族控制着社会资源和财富，那么只有跟皇族站在一起，才能够拥有名誉、地位和利益，所以，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选择的选择。
       文人学士作为上流社会的边缘群体，一方面他们通过歌颂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换取功名利禄，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对底层社会的持续批评，来确证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边缘群体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几乎具有永恒的热情。
      
       中国精英群体喋喋不休叨咕了一百余年的国民性批判，就是一种刻意建构底层群体的卑贱与愚昧的人文学说。它在中国社会重组的过程中，可以为任何一个拥有控制权的强势集团服务，在西方国家殖民和奴役东方世界的所谓全球化过程中，则实际上在为西方殖民者张目——因为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社会的底层。
       一种意在激发中国人奋起自新，以图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的学说——国民性批判学说，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推行殖民与精神奴役鸣锣开道，只能是将中国社会的经济行为组织到西方殖民者所建构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之中。这是鲁迅等国民性批判的提倡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统治阶级消灭异族文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常常不得不主动抛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努力学习统治者的文化和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热，以及至今长盛不衰的全民英语热，都是这种文化适应行为。
      
       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法令，不许中国所有的学校教授中国文化的经典（废除读经），以此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从此以后，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树立为文化领袖。跟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从此极其谦卑地成为西方人的学生，而且不断地将西方文化和种族道德化、神圣化。
       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代表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政治学上的彻底失败。
      
       一个民族的文化权利，是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一部分，文化是可以兑换为金钱的。
       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后，我们会自觉地接受甚至会请求他们的统治，将自己的根本利益无保留地奉送给西方国家。
      
       一百年来，我们的精英群体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立场和倾向，在清王朝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义和团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国有企业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中国资本家和西方掠夺者之间，他们永远站在西方掠夺者一边。持此立场的精英人物，有的可能是买办，有利可图，有的纯粹是文人，与利益无关，全系被西方文化洗脑所致。
       他们天天批评中国皇帝“教化”背后隐藏着权力和利益的阴谋，却丝毫不承认，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教化背后，隐藏着更加彻底的权力与利益阴谋。他们同样也不承认，面对西方掠夺者的掠夺，我们无论如何跟历史上清王朝、义和团、国有企业、中国资本家的利益关联更加紧密一些。
       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之后，就是这样沦落为洋奴的。洋奴不只是一个称号，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永远跟着西方人说话，不但要把香港、澳门、青岛、大连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把海关控制权、国家评估权、企业评估权、银行审计权、碳排放控制权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最终将把银行的钞票都说到西方人的手里。
       这就是国民性批判要害中的致命要害，关键中的最大关键，目的中的最终目的。
       为了避免我们在文化政治学上的被动境遇和惨重损失，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归自己的文化，即使自己的文化已经残破也必须修复起来。
      
       西方人在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习惯于将所有人性的弱点说成是中国人独有的特点，这体现了他们在人文上的无知和无耻。
       从葡萄牙人皮列士到英国人义律，再到美国人伯驾和雅裨理，西方商人和政客对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批评，不过是为鼓动西方政府对中国实行暴力征服和武装占领而有意制造的舆论，是西方世界庞大无边的殖民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批评跟中国人的真实文化状况，或许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从西方商人和政客的主观愿望来说，他们批评行为的动力，乃在于按照他们的需要塑造中国国民的性格，以便使得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有利于他们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所有这些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
       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这些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
       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着皮列士的后代们所强加的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尤其不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
       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正如萨义德在著名的《东方学》中所指出的：“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西方文化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为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道义”依据。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参与者。
      
       满肚子坏水的皮列士来不及对中国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等西方列强，用枪炮实现了对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中国精英人物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当然，这种接受是一个极为痛苦和漫长的过程。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灭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
       变法失败和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
       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
       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
       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
       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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