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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新浪潮”
存磊

       新浪潮诸君的大量佳作，提升了本土观众的欣赏品味，并在电影语言、叙事方法、类型多元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大有影响，且将香港电影推向了国际。
       如果我们试图从《赵氏孤儿》、《山楂树之恋》中辨识追溯第五代导演锐意之作《黄土地》、《红高粱》的流风余韵与风格脉息的话，想必会有前尘往事、今昔对比之慨。而香港新浪潮电影的演化流变，在共有的路程之曲折外，别有一番风貌。这源于香港电影生态的特殊性，以及新浪潮诸君在社会经济大环境与本行业间的辗转求存求变之难；而多种因素的共生，终促成“新浪潮”开辟新土，为本土乃至整个华语电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电影学者卓伯棠的《香港新浪潮电影》即意在总结这一段历史，以香港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为切入点，剖析新浪潮电影的崛起、发展和历史，新浪潮主将电视与电影作品的思想内容、风格特征与美学成就，以及为整个行业与电影艺术作出的贡献。
      
       提及“新浪潮”与台湾新电影、内地第五代电影的区别，其一就是电视行业与电影的息息相关，这也是香港特色。“新浪潮”主将许鞍华、徐克、严浩、方育平、谭家明等大多由国外留学归来，先入各电视台工作，磨炼若干年，后纷纷投身电影工业。电视台成为了未来的“新浪潮”主将的练兵场，不仅是技术的练习，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实脉息的领会，对观众心理的把握，处处埋下了伏笔。
       我们在观摩台湾新电影导演的《光阴的故事》、《童年往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内地第五代导演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孩子王》等作品时，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影片的创作者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蓄意“谋反”，要以新的电影美学追求与上一个传统决裂，树一个崭新的自我。而香港新浪潮诸君无此野心，这大概既有个人心性的不同，更有地域电影生态的制约，使他们不能无所顾忌地凌空蹈虚、任性挥洒，只做局部的改良。如许鞍华不断地尝试不同的类型电影，徐克的技术革新万变不离影片内容的可看性，严浩灵活的电影语言的运用，处处反映了他们对主流电影市场的倾斜，力图维持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不做极端的实验，宁可在一点一滴的改良中逐步推进。
       我想，正是源于“新浪潮”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此种态度，卓伯棠在《香港新浪潮电影》中采取了电影“作者论”与“类型论”相结合的方法来研讨其作品。他自己也说，“只有两种理论互相配合，庶几方足以对他们的作品作全面性的探讨。”
       而新浪潮诸君在电影行业中的去与留，也息息相关于商业与艺术的把握和平衡。徐克求新求变，“一直都希望做个商业导演”，目前虽面临突破自己瓶颈的问题，但他对主流的靠拢姿态使其现在虽有廉颇老矣之慨，余威却也犹在；许鞍华以赌徒的心态拍片，顽强如是，对电影的热爱如是，不时失手，也时常有《天水围的日与夜》这样的佳品问世；严浩才华横溢，以《似水流年》、《滚滚红尘》等佳作为我们带来关于命运与超越的思考，而自《鸳鸯蝴蝶》之后多年未有新戏了；谭家明，极度风格化导演，商业化市场的不得志者，竟然在《杀手蝴蝶梦》十多年后拿出《父子》，功力不减。其他的新浪潮导演，也根据自己与主流电影的默契程度如何，有着不同的职业走向。
       任何潮流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新浪潮”也是如此，因缘际会，又于外因内因的合力之下退潮。不过，落地的种子不死，这一电影运动虽已隐退，但惠泽却持续不绝。新浪潮诸君的大量佳作，提升了本土观众的欣赏品味，并在电影语言、叙事方法、类型多元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大有影响，且将香港电影推向了国际；同时，台湾新电影、内地第五代电影的相继崛起，未尝没有“新浪潮”的推动作用。多年之后，于“新浪潮”的“自将磨洗认前朝”，既为怀念，而在如今香港电影的困顿时期，总结昔日的经验，希冀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更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摘自《晶报》201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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